诚然，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中国旨在保证十几亿人口的粮食供应并不依赖进口。近年来，得益于国内经济增长，北京将毛泽东所奉行的粮食自给自足原则束之高阁了，从世界各国进口小麦、大米和其它消费品。今年，通货膨胀增长幅度达8%。特别是食品、肉类、蔬菜、食用油和大米等人民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价格飞涨，在国内造成了普遍的紧张气氛，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安全”以及“社会和谐”的威胁，却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每年，中国各地爆发的群体事件中，至少半数是农村地区农民与地方政府小到村官大至省级官员之间冲突引发的。仅二OO五年，社会群体事件就达8.6万起。而从此以后，政府就不再公布相关的统计资料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无论大小无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采取暴力手段非法强占农村农民的耕地，再廉价批给房地产商或者大型厂矿企业，从中牟取暴利。

       另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二OO六年，强占耕地事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7.3%，共计131,000起、涉及土地大约10万公顷、比二OO五年增加了76%。至少43,000公顷土地，都是农业耕地。

       迄今，警方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动用武力、逮捕“民众头领”、将他们强制劳改、向人群开枪射击。此类暴动和镇压行径席卷神州大地，从河北到广东、从四川到黑龙江、从湖南到福建……，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强制非法暴力征占土地屡屡得逞，还得益于中国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只能租赁三十年国有土地，并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所有制相比，租赁已经算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毛泽东时代，耕地所产的全部农作物都是公社集体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推行改革后，将土地承包给农民，令农业产量提高了四倍。

       随着近五年来的工业野蛮发展，农民们眼看着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财产不断减少。扶植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一边倒政策，令农民欲哭无泪。大笔的公共基金，全部投入了城市地区的医疗和教育投资上，而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

据悉，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农民承包租赁土地的期限提高到七十年。换言之，便于维系农村土地价值，简化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父子过户的手续。

上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安徽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表示，中国的农村改革将“根据农民的愿望进行”。

此类改革难道真的足以平息社会动乱吗？一些分析家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改革的内容是自上而下推出的，并没有给予农民发言权。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但却不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农作物的销售价格仍由国家调控。更有甚者，80%的公共基金仍投入城市，而八亿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和教育福利保障。此类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导致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比城市人口低了四到五倍，仅有大约4,000千元人民币。而城市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几乎达14,000元人民币。这一沟壑，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农民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还要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