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傅铁山主教一直患有肺癌。据一些教友介绍，完全因为他身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要职，才得以享受到各种最先进、优良、昂贵的药物及治疗，将生命延续至今。据说，政府曾经指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年轻战士随时为其输血维持生命。

       目前，北京的司铎和修女们轮流前往看望他们的主教。几天前，接到病危通知后，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临终傅油圣事。据悉，北京教区的司铎中间流传说，傅主教在领受临终傅油圣事时，从眼角淌下了眼泪。

       傅铁山主教被喻为中国天主教会“最悲剧性的”人物。因其不断站在反教宗、反梵蒂冈和反中国人民（在电视上称赞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一边，北京教区的教友们对这位主教敬而远之。但同时，深受政府、爱国会的赏识、褒奖和提拔，直至升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教友们历来批评他的软弱，批评他对共产党、对陈姓女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更有甚者，这名自称是其私人秘书的陈姓女，肆无忌惮地利用主教抱病在身的机会，霸占、掠夺北京教区的教产。

       傅铁山主教，圣名弥额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五O年六月，在北京天主教备修学院、西什库小修道院和耕莘中学学习；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北京教区大修院，即文声学院（即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墓地，今天的中央党校所在地）神哲学系学习。

毛泽东时代

       文革期间（19661-976），几乎全部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特别是那些拒绝加入爱国会的神长都被捕入狱、接受劳动改造。但是，关于傅铁山主教受到暴力迫害的情况并不清楚。

       官方提供的其生平中，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这段时间里，傅铁山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北京南堂担任神职；在北京教区神学院教授外语。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北京宣武红旗夜大英语专业大学参加在职学习。

       邓小平上台、许多教会神长重新恢复了自由，教会以为终于能够自由地牧放羊群了、终于摆脱爱国会了。但是，恰恰因着傅铁山祝圣为主教，爱国会以及建立独立于罗马的教会的理想又复苏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傅铁山在湖南常德教区杨高坚主教的手中晋牧。而杨主教，以其反教宗的立场而出名。另外两名辅礼的主教分别是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内蒙古呼和浩特教区王学明主教。

       一九七九年以后，傅铁山的仕途坦荡，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公众生活中都一帆风顺。一九七九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六、七届常委。二OO三年，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教会内，出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教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教团副团长（圣座不承认的类似主教团机构），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一九九八年一月，成为爱国会主席。而爱国会的宗旨是建立独立的教会。

“独立”与服从

       其政教交织的平坦仕途，与其屈从政权、为政权所要达到的目的服务的下滑速度相吻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仅几天后，他是唯一在电视上支持邓小平对学生动武，血洗天安门广场的宗教人士。

       一九九九年，为了服从江泽民的意愿，他加入了国际性打击法轮功的运动，谴责法轮功是“邪教”。与此同时，法轮功的追随者们遭到逮捕、严刑拷打和杀害。

       二OOO年，他在纽约出席世界宗教领导人千年峰会时，严正谴责达赖喇嘛、指责一些国家“以人权为借口”颠覆其他国家的“主权”。

       为了服从爱国会，他于二OOO年谴责梵蒂冈“胆敢”封列一百二十位中国和外籍殉道者为圣人，指外籍殉道圣人是“殖民主义的工具”、指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主持的仪式“是无法容忍的”。

       早在一九九九年起，政府就开始秘密为可能同梵蒂冈建交做准备。爱国会一手炮制的反封圣运动，旨在为北京和圣座之间的对话制造障碍。出于同一目的，二OOO年一月六日，在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在梵蒂冈祝圣十二位主教前，北京非法祝圣了主教。按照事先的计划，应为十二名候选人（象罗马一样）。但是，他们中的七位在获悉未经圣座批准后，拒绝接受祝圣。其他人则被爱国会欺骗、隔离、隐瞒了梵蒂冈没有批准的真相。北京的教友和修生们，一致抵制了在南堂举行的祝圣仪式。

       当傅铁山主教出现时，教友们便拒绝参加礼仪。同时，他本人也逐渐成为“自治教会”的象征，一味为爱国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服务。

       二OO一年，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晋京四百周年活动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致中国人民和当局的讲话。先教宗本着坦荡的胸襟坦诚地表示，教会“不要优惠待遇”，只要求能“造福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自由”。最后，教宗几乎在为过去的误解和消极现象道歉。而傅铁山却与爱国会一道，草率地指教宗的信“不够充分”。

       二OO三年，已经深陷政治的傅主教公开批评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支持特区的民主呼声，不懂“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与教宗合一的北京教会

       同样是在二OO三年，在他担任主席期间颁布了宗教法规和爱国会的新章程，并以在教会决定中应充分强调“民主”为借口，剥夺了主教的职权、面临着威胁中国教会教义和圣事的危险。

       近年来，傅铁山主教重病缠身后逐渐脱离了公开的生活，将教会一并交给了爱国会和爱国会副主席，平信徒刘柏年。问题是，爱国会继续其通过各种文件和非法祝圣主教等手段，建立“独立”于圣座的教会的政策。而与此同时，北京的教友和神职人员中间已经形成了绝对忠实于教宗、忠实于圣座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北京公教团体的活力体现在方方面面，特别是每年无数成年人领洗进教，足以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中，有文化界的人士、学生、企业家。同时，政府希望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赞赏宗教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希望将越来越碍手妨脚、令人棘手的爱国会搁置起来。

       傅铁山主教的逝世，或许将会使未来北京新牧首的选择中掀开新的一页，更加重视和谐社会、更加忠实于天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