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4/2008, 00.0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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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为奥运会做好准备了吗?

作者 Li Datong*
奥运会是中国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向世界展示了其组织能力和中国运动员的实力,成为奥运奖牌的胜利者。它显示了中国政府想“摆脱政治问题”,但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将之“政治化”的国家。由于批评检查制度而被解雇的中国记者李大同的分析。

北京(亚洲新闻)- 在奥运会开幕的前夕,我接受了英国BBC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所提到的问题之一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你对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回答到:“我希望看到一场很好的体育竞赛”。

这可能不是记者们所期待的答案,但它是一个最诚实的回答。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无疑是最近十年来最大的一起政治事件。中国奥运筹备小组赋给它一个非常浓厚的政治动机-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它今天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组织了一次历史上非常壮观而且特别重要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传媒在报道北京奥运会一事上也赋予了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无论是筹办者,还是传媒,两者都应为自己将“政治带到奥运会中”而负责。这一因着文化的不同,对历史的回顾,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层度所产生的行为给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体育运动带来了阴影。这十分令人感到遗憾和讨厌。

开幕典礼受到了各媒体不同的评价(包括互联网),就像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所发生的一样。为大多数的中国和国际评论家来说,它是一个“成功的开幕典礼”,但为那些对中国报着评论态度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一个“丝毫没有内涵的纯外表行为”,“一切都与现代无关,而是围绕着古老的传统”,“只以自我为中心,看到的只是中国,而没有向世界开放”。开幕式的策划者-艺术家张艺谋在策划上没有得到一名艺术家的完全自由;在一份有关对策划过程审批的文件中,政府领导人毫不掩饰的批评了艺术家张艺谋的策划方案,因为“他没有大力炫耀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这是共产党希望提到的)”。整个开幕典礼彰显了中国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和谐的社会”。事实上,这样也显示了张艺谋在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妥协。

尽管戒备森严,但外国示威者仍然能够在鸟巢体育馆附近挂起写有“解放西藏”等字样的旗帜与横幅。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外国的和平示威者被警察按倒在地上的一些照片。奥运会的第一天,一名无辜的美国游客就被中国的一个精神病患者所杀,最后他也自杀了。此外,在新疆也出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一切都给奥运会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都说明中国在举办奥运会一事上,心理方面尚未成熟,,西方还不应该允许中国进入奥林匹克俱乐部。

旧的梦想

当一八九六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始举办以来,当时只有十六个国家有权力主办奥运会。这些国家,除了墨西哥之外,都是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筹办工作应该以体育运动为基础,这说明在今后只有那些富有强大的国家才可以持有主办权。今天,西方还没完全了解中国,对它突如其来的能力没有正确的分析就允许它走进这个领域。以至于对给予中国主办奥运会权力的动机完全是以政治为出发点。

一九零八年在天津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提出三个基本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可以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可以赢的第一枚奥运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可以举办奥运会?这些问题显示了中国对精神和智慧方面的关注。今天,这一切都借着国家媒体在奥运会中实现了这一“世纪梦想”。对中国来说,奥运会不仅显示了中国在体育界的发展,而且也彰显出了它是一个世界强国。中国通过三个时期的经济改革,今天得以更新,这也显示了它有能力主办奥运会并赢的奖牌:中国领导人首次决定,现在也许就是梦想成真的时刻了。

但这一决定只是以组织比赛的能力为基础,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西藏的抗议事件,由于即将开始的奥运会,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并迫使中央政府重新展开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步伐。此外是连续发生的事件,包括奥运火炬点燃之时和它在五大洲传递过程中所遭遇的袭击,奥运火炬本身是友谊的象征,但这次却成了“羞辱”。国际媒体就人权问题和新闻自由问题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国内,由于社会的不公正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为中央领导人来说,这些都是挠头的问题,反恐怖主义的措施毫无限制的增加,其目的也是为了限制相反的呼声,持不同政见者和那些为遭受不正义和痛苦的人们打抱不平的言词。

新的规则

为中国政府来说,历史是“骄傲和耻辱”的根源,因此,他们是如此的担心国家和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开幕典礼上有九岁的儿童出现,也有电脑操控的烟花,并在全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播出,而被政府指定为可以举行抗议的北京公园则空空如也。领导们并没有明白所有这些假象引出了对真正成功的疑问,他们这样的掩饰其实是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耻辱。

过去,中国的领导人明白了政治舞台的事实。已故共产党员胡耀邦和赵紫阳曾公开说:“面对群众所表达的反对意见,在领导方面必须慢慢去习惯”,“尽管会有很小的或中等的障碍,但我们还是必须学会如何去执政”。可惜这些设想和心理准备都被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打消的无影无踪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被提及。中国领导人需要改变自己观点,一个民族里,到底什么才是“正常”的。

当与西方国家发生摩擦时,中国政府总是采取妥协政策,即使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下也会勉强完成。这反映了中国政府是多么希望自己被国际社会的权威所接纳和尊重,好成为其中一员,这种做法本身在促进进一步的改革上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切都处于平静状态时,中国领导人才可以面对国内与国际的抗议,当中国国家主席能象美国同行那样爱好体育运动,而不是象一块木头一样座在宝座上时……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李大同是一名中国记者,过去曾做‘冰点’的编辑主任,这是传播中国消息最广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周报的补充版。二零零六年一月,由于批评共产党对新闻界的监控与影响而被解雇。今天的这篇文章是由“开放民主”所刊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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