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2012, 00.0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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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救中共迎保障宗教自由

作者 Liu Peng
马克思主义危机、党内缺乏信仰、党员干部的腐败等,迫切要求重新思考国家、党和自由问题。国家不应该施加任何宗教,而应允许信徒们自由地做出生活与成长的个人选择。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刘澎教授《中国崛起的软肋:宗教》一文的第四和最后一部分

北京(亚洲新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宗教强加于人在中国社会再也行不通了。中共面临的危机首先是其党内本身的,其成员已经不再相信了。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刘澎教授继续对因缺乏信仰而存在种种问题的当代中国进行了尖锐的分析、随时面临全面崩溃。为了和解,社会迫切需要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共同理解,而国家应该是中立的组织,而不应与党混为一谈。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由此世世代代获得伦理道德教育、战胜今天普遍存在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状态。

刘教授的这一分析,几乎百分之九十得到了共识。但其中之一是不能接受的:中共领导地位。尽管存在这一局限性,刘教授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揭示了没有宗教自由,中国就只能丧失其迄今取得的全部发展进步。

五、解决之道--信仰创新

事实上,人的思想没有真空,当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自觉信仰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替代品。近年来,各种宗教发展迅猛,原因很多,但官方信仰苍白无力,"党员不信党",大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除了传统宗教发展迅速之外,新兴宗教与各种精神信仰的替代品也很有市场,宗教的兴旺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文化教育落后"或"骗子遇到了傻子"的说法去解释,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应该如何实现信仰创新,是中共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

面对严峻的现实,重温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梁启超认为:人不可无宗教。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算起,直到最高的有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无论你信仰的对象是山、水、树、花、鹰、蛇、上帝、天堂、净土、老子、孔子、吕祖、济颠、关公、摩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马克思、拿破仑。只要你对一种事物有绝对信仰,就成了信这个事物的宗教。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宗教,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叫"马克思教徒"。梁启超强调了一个的观点:信什么不重要,有无信仰很重要。

要解决今天中国人信什么的问题,不能脱离了时代搞倒退,不能回到儒家、恢复封建礼教;也不能照搬毛泽东。尽管孔子和毛泽东都有效地解决过中国的信仰问题,但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即使我们原封不动的把孔子、毛泽东请回来,他们也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唯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信仰创新。所谓传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的软实力。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建立信仰的基础与沃土,其穿透力与辐射力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政治,远在任何主义之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才能使中国人的民族共识有一个坚实的根基。所谓信仰创新,就是使用新思维、新办法应对新时代信仰的现实需要,走出一条信仰上的新路子。中国在信仰问题上的现实需要是什么?是要为国家(社会)和个人找到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这是今日信仰问题上的最大挑战。

回应这个挑战,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信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作为宗教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六十年了,要把它继续摆在中国社会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的地位,作为全国人民信仰的共识,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最核心的理论是剩余价值与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对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在时间、条件、环境、目标、对象改变之后,马克思主义如何能够相应地变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指导思想,对全世界取得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了,其间无数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但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寥寥无几,其中真正成功持续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值得深思。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复改造,先后推出了毛泽东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版马克思主义,中共才得以夺权、掌权的。1979年以来,中国用的是邓版马克思主义。30年过去了,现在党需要推出一个新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信仰目标。对中国共产党整体而言,今天的第一要务是如何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与掌握政权、领导中华民族前进之间并无绝对的关系。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人(包括香港、澳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愿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中国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没有官方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相信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目标不是利用政权去维护一种主义,而是要应用任何一种代表人民愿望的理念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应该为政权服务,而不应让政权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一种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更新,找出一种新的替代物。如果无视旧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仍然要继续保留它,结果只能是形式上"忠于" 党,实质上却削弱和损害了党的利益。为此,党必须为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一个崭新的、得到人民公认的社会发展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时代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主题词,成为中国人未来一个历史阶段的共同信仰。这个信仰不是旧版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是某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儒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因为党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不是任何宗教的代表。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不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不能设立国教。

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中共在处理信仰问题时可以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党对党员的信仰要求与普通人的信仰标准分开。党的目标应该是如何保持权力而不是做哲学上某种主义的捍卫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从面向全社会移回到党内,作为党内意识形态处理。党在严格要求党员信仰的同时,应提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接受的、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政治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某种宗教。党也不必对群众提出强制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要求或将其作为测试普通民众的政治标准。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要做的是党有自己的信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全民共识(信仰),每个公民个人也有自己的信仰。三种信仰内容不一样、层次不同、关注点不一样,各有各的范围,可以重合但并不矛盾。

所谓国家信仰,就是这个时代全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与愿望,体现了国人的共同意志与理想。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特定的时代色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信仰"。例如"翻身、解放"(20世纪30-40年代,还有过一段"抗日救亡"的时期),"阶级斗争","改革开放",等。今天,能够满足国内各方面需要,得到大家支持认可的是"和谐如一"。"和谐如一"扩大了"和谐社会"概念的外延,淡化了政治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特点,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很有包容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非常需要 "和谐如一"。用它作为时代的标志和主题词,维护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稳定,凝聚各族中华儿女的意志,应是明智之举。现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都赞成和平、赞成" 和谐",中共可以顺应民意,以"和谐如一"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旗帜,将其提到全民信仰的战略高度。至于使用"和谐如一"的提法是否就是最好的表述,其实并不重要。正如梁启超说得一样,无论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对象都无所谓,关键是看它是否是一个起作用的信仰。没有一个明确的举国一致全民认可的信仰做旗帜,中国现阶段的民族共识就无法达成,中国崛起的精神短板就难以弥补。从操作的策略上看,高举"和谐如一"的大旗,国内外只能支持、无法反对(反对者将会自动站在民意对立面)。如果国人能以"和谐如一"为目标,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国社会的微观与宏观形势就会得到极大地改善。虽然这种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为执政党服务的政治信仰,但它的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点和亲和性,作为公共信仰体系,效果无疑优于以斗争哲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有了民族的共识和信仰,中共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主要任务应是集中精力领导政府,管好干部,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在对待群众个人的信仰问题上,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对国家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在建国初期和文革中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旧信仰,确立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官方信仰当中国告别了"阶级斗争"进入转型社会之后,官方信仰逐渐丧失了指南作用,作为凝聚民族意志的旗帜逐渐褪色了,公众认可度大大降低。国家、个人都面临精神与信仰产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但中共此时并未开放宗教市场,让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结果导致信仰虚假,掺假信仰泛滥成灾。中国各级官员的贪腐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在于虚假信仰早已淹没了虔诚信仰,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蜕变为了对掌权者个人的依附和对权利、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这种状况也是所有掌握了政权的党必须要经受的考验。

如果中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党就会实现与各种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党合作,协助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党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宗教放开之后,由于多种宗教同时发展,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主流信仰;即使某种或某些宗教人数多于其他宗教,也不可能脱离中国文化而存在,更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成为国教。中国历史上建制性的宗教从未取得过国教地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国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的、分散的。国家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不搞政教合一、不设国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国家应把宗教管理模式由行政管理转变为法治管理,强化宗教立法,用法律规范和调节涉及宗教的一切问题,允许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竞争、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对各种精神信仰产品的选择自由。

此外,党可以把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作为私人事务交还给宗教(如同中国古代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改变党作为最大的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目前党提供的精神信仰产品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虽然形同虚设,但在形式上还要维持供应,结果只是浪费资源)。个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担,但其行为由国家依据法律制约规范。

上述设想不是为了创立新宗教,但却是在多个层次上信仰的创新--国家是全民共识加中华文化;党是马克思主义加中华文化;个人是信仰自由加中华文化。国家、政党、个人都有信仰,但各有侧重,共同点是都植根于中华文化(这里说的中国文化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建筑、医学、武术、烹饪、茶道、瓷器、家具等等,不是狭义的儒教)。

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党的素质和战斗力无疑将会大大提高,国家可以有效地树立全民信仰共识,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精神信仰产品,中国社会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只要中国人不搞自欺欺人,中国社会有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中国人有自己真实有效的、自愿选择的信仰与精神支柱,解决了信仰问题的中国就有可能真正"崛起",中国的"大国"梦就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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