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北京市，望复活之夜市内和城郊各堂区领洗慕道者人数就几近千人。而且，其中大多为成年白领。据粗略的初步统计，北堂（即救世主堂）一百五十多名新教友成为教会大家庭的一员。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东堂（圣若瑟堂）东交民巷堂（圣弥额尔堂，在京韩国教友团体和东正教会团体活动堂区）、南岗子堂（圣女小德兰堂）以及京郊的平房、后桑峪、西湖林等堂区都有大批慕道者领洗进教。此外，还有地下教会团体的许多新成员。

       中国各地兴起的宗教热情，特别是皈依天主教信仰的热潮，给教会带来了新的、令人喜悦的牧灵挑战。以刚刚过去的复活瞻礼为例，大批领洗进教人数令代父母数量明显不足，无法满足伴随慕道者及他们进教后的信仰成长历程。以北京为例，多名慕道者同时邀请一位代母或代父已经成了惯例。上海、西安、广州、成都、厦门和深圳等地的公教团体情况也基本相同。

       一位在修院执教的神职人员向亚洲新闻通讯社介绍说，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唯物主义……、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越发自私自利、无视他人的存在、对未来和环境都丧失了信心”。这位司铎继续表示，教会“回应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无声呐喊；回应了中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中对天主的渴望”。他们特别强调，基督信仰充分展示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完善合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激励着人类尊重自然”。

       在新领洗的教友中多为中产阶层、高级职业管理人员。尽管他们的事业有成、生活优越，但是，仍没有满足感和成就感。其中一人表示，“只有基督信仰才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

       在新领洗的教友中，也有许多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等热衷于探索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尽管佛教和道教也是令人十分尊重的信仰，但是，无法满足他们对科学和理性的渴求。

       此外，也有许多贫困的下岗工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渴望着用辛勤的血汗换来微薄的工资，养活留在家乡的亲人们。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领域中，他们只是新奴隶，受到低工资、超工时，甚至得不到薪金的虐待和剥削。

       这一被社会遗忘和压制的全体，在教会内得到了支持、友爱和帮助。在取缔了各种社会援助的中国，天主教徒积极活跃在各个慈善领域。从孤儿、老人、艾滋病人，到看不起病的穷人，都是天主教会关注和照顾的对象。无论是官方教会还是地下教会所开展的上述爱德、慈善活动，都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好评。因为，他们的努力填补了政府长期无视或者无法做到的空白。

       然而，这一切仍然局限于政府允许的范畴之内。凡是渴望完全宗教自由、拒绝加入爱国会或受爱国会控制的人，仍然会遭到逮捕、被判罪。许多地下教会团体的教友，因警方严密监控逮捕司铎而未能参与瞻礼期间的圣道礼仪。圣周四，浙江省温州市警方突然袭击了正在举行最后晚餐礼仪的某场所。主礼的司铎们及时脱身，才幸而逃脱了警方的逮捕。

此外，温州教区的两名司铎——邵舟民（译音）神父和江素年（译音）神父，因伪造身份证件前来罗马，分别被判刑九个月和十一个月的徒刑。在保定教区主教苏志民“失踪”达十年之久的河北省，警方严密监控地下教友们的聚会。为了善度复活瞻礼，许多教友被迫转道其他相对平静的地区参与礼仪。

据亚洲新闻通讯社的统计资料报道，至少十七位地下教会主教失踪、被捕或被隔离；二十位司铎仍被关押。最后一起，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生在河北省。当时9名司铎被捕。其中的5人，目前仍被关押、4人获释。

无论是地下教会还是地上教会的基督信徒，都为爱国会的压制政策感到窒息。此类强硬政策，主要是因为爱国会的正副秘书长和骨干成员，绝大多数为无神论者。而且，是共产党内最为强硬的派系。他们将摧毁宗教团体、或者严密监控宗教团体视为目标。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教宗牧函的期待。据悉，教宗牧函将重申中国天主教会只有一个、几乎完全忠实于圣座。教宗的牧函，将标志着中国政策的失败。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共产党一直试图铲除、压制或者分离宗教。

有着漫长而艰辛殉道史的中国天主教会，却正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司铎圣召不断增长、许多教区的司铎平均年龄才34至35岁、许多地区度献身生活的修女圣召如雨后春笋。尽管政府阻挠修生圣召的诞生和聚集，仍有许多司铎在坚持恪守严格的修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