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新条例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维持地区秩序和稳定”；加强控制、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任何可能威胁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天安门广场环境的活动将被禁止”。

       近年来，在中国的心脏出现了多次自杀性行动，因失业而绝望的工人、因住房被强行拆迁的平民百姓、法轮功的信徒们，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痕迹。但是，新的管理办法首先是用于防止六四十五周年纪念和抗议活动的。

       十五年前的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开了枪，杀伤至少百余人。

       仍然是这个夜晚和第二天，学校、民宅和街道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结果，许多人死亡、被捕和关押的成千、成功逃往海外的仅有为数不多的人。

       仅天安门事件几个月之后，柏林墙就在没有造成任何人牺牲的情况下，应声倒下了。中国人民为所有人付出了代价，没有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敢向人群开枪，但是，北京敢。柏林、布加勒斯特、华沙、莫斯科的领导人都害怕激起公愤；遭到北京所承受多年的国际社会的谴责。

       现在，中国成为了经济大国，深受东西方的崇拜，政客们中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到了天安门事件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了”。

       首先试图翻开新一页的是中国领导人。经济改革的飞速发展恰恰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开始的。邓小平宣布“致富光荣”。在以后的几年里，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多次表示，现在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及时将反革命暴乱扼杀在摇篮里的党的努力。天安门事件对于以后的巨大发展来说，只是小恶。许多人，特别是大学青年和教师，他们接受了建议，从那时起，大学里谈论政治和民主改革的少了。感谢党的努力，他们致富了，接受了对他们的言论的限制。

       而其他人，由于无力改变局面，只能在绝望、反抗中挣扎。为数不多的人，非常少的民主运动人士，尽管他们的行动是非暴力的，却不断遭到警方的迫害和关押。今年四月，民主党派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列举了十六名在押的，分别被判处几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犯人名单。他们因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受到了审判。三月，要求政府承认天安门屠杀错误的胡佳被捕。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要求重新审议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暴乱”的说法。他们每一年都向政府领导人发出呼吁和要求；每一年的六四纪念，他们都受到严密监控——电话线被切断、软禁家中、监视和孤立。

       一九八九年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后遭到撤职。十五年来，一直处在软禁的状态。他和他的前任胡耀邦渴望把中国引向市场和民主。

       中国政府继续宣扬经济发展只有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换言之，不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将那些要求物质财富之外的人关进监狱。问题在于，没有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偏差。如腐败，目前这一恶习已经远远超越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程度，引起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老百姓怨声载道。首当其冲的，是八亿农民、民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政府不注重陷入绝境的人们的情况、不制止腐败、不施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将在未来面临一场空前暴力的，比天安门事件要严重得多的社会冲突。

       天安门事件留给人们的最后一点宝贵经验是，在屠杀和无数持不同政见者被捕入狱后，人们发现了基督信仰。宽恕迫害他们的人，为正义与改革而努力，就象工会领导人韩东方一样，不仅为意识形态而奋斗，更为新生、成为受到天主关爱和保护的新人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