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六十多名农民联名上书，要求将十一名孩子还给他们，指责地方政府是通过暴力手段从他们的家中把孩子抢走。第十二名被抢走的孩子，是一名被收养儿童，在一名当地人大代表出面干预后，于被带走后的第二十九天重新回到了家中。

       农民们一致表示，政府计生办工作人员将他们的四名亲身子女和七名收养子女抢走，要求每家支付数千元才能放孩子回家。三名亲生子女是非婚生子女，另外一名是第二胎，违反了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

       四十二岁的凤兴村村民杨利兵的妻子于二OO四年七月产下一名女婴。尽管是第一胎，但是，计生办工作人员仍以“非婚生违法子女”为由，在四月二十九日强行将孩子带走。

       杨姓农民还证实，计生办要求其支付八千元将孩子接回。但是几天后，却变成了两万元。他说，“我们是穷人，近亲中也无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凑齐这么多钱”。但是，计生办工作人员却在数天后通知他，孩子已经被送到孤儿院了。杨利兵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在哪里。我曾经向计生办工作人员询问，但是他们根本不理我”。计生办一名叫刘树德的工作人员说，“你就死心吧，你就是拿一百万来，也领不回孩子了。以后，我们再给你找个闺女，或者允许你生两个孩子”。

       毛平村的袁新全说，他的儿子被抢走了。他在河北打工时认识了孙戈，两人同居后，于二OO五年十一月二日生下了一名女孩。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家人正在回家的路上，计生办工作人员将新生婴儿抢走。接着，要求他们支付六千元才能抱回孩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孩子在哪”，“他们毁了我的家。几次要孩子未成后，我的妻子离开了我”。

       毛平村另外一名二十七岁的农民袁明生介绍说，他的妻子，二十六岁的杨顺珍于二OO一年六月生下一名女婴。一年后，奶奶正带孩子上医院时，孩子被人抢走。

       四十八岁的凤兴村村民袁振南说，他的三女儿于二OO四年九月在和爷爷一起玩耍时被抢走了。从那时起，孩子一直下落不明。

       他说，“我知道生第三胎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那他们也无权抢走我的孩子呀”。计生办工作人员说，他的女儿已经被送到孤儿院了。但是，就是不告诉哪一家孤儿院。

       除四名被从亲身父母身边夺走的孩子外，农民们证实还有七名被收养的孩子被抢走。

       四十三岁的西沙岛农民袁朝容，二OO四年在广东省东莞打工时收养了一名当地被遗弃的女孩儿。他跟村里说了收养的事，并努力希望得到一纸收养证书。可是，二OO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名计生办工作人员闯进他家，把孩子抢走了，并说这是“违法收养的”。

村长还悄悄告诉他，“可以允许他收养一名男婴。但是，别问我女孩子的下落，反正不是我抢走的”。

大石村的袁明友说，他和妻子于一九九九年收养了一名女孩子，并于二OO二年向当地警方支付了两千元的收养税，给孩子上了户口。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四名计生办工作人员将孩子抢走。并告诉他，“想要孩子就拿三万元来”。因为无钱支付，他至今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去年十二月，六十名村民联名上书要求归还他们的孩子，指责计生办工作人员以违法暴力方式抢走他们的孩子。十二月，年迈的村妇胡向全遭到计生办工作人员殴打后一直昏迷不醒。

当地计生办工作负责人李自简承认，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抢走了十一名儿童。但他坚持强调，他们只是执行国家政策。这些孩子都是违法收养的，村民都不愿支付罚款而自动让政府计生办将孩子送给他人的。“我们不排除有亲身子女的可能，但是，村民们自己说的都是收养的孩子”。

他还表示，由于国家允许收养子女，所以一些农民为了隐瞒超生事实，就谎称亲身子女是收养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上述家庭都自动在文件上签字，让把孩子带走的原因，而所有被带走的孩子，“全部是女孩子”。

此外，李自简还说，国家政策不允许年龄在四十以下的单身，或者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夫妇收养孩子。为此，“上述被带走的孩子全部是违法收养的”。

当地计生办工作主任周小芳更辩解说：“我们只带走了违法收养的孩子，并送到了绍阳孤儿院。”

但是，村民们否认他们将亲身子女谎称收养子女，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过字。一些农民表示，他们被骗在一份文件上按了手印。

       广东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新表示，当地计生办触犯了一系列的国家法律：“如果这些家长违法了，可以对他们处以罚款。但是，将孩子强行带走严重侵犯了个人自由，是违法的。”

       根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家庭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名子女。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儿或残疾，则可以生第二胎。少数民族不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