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写到，“具有深刻信德以及卓越文化及科学才华”的耶稣会士，“将生命中的漫长岁月奉献给了颇有成效的东西方对话。同时，他在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背景下）鲜明地展开奠定在福音基础上的活动。时至今日，他的榜样仍然是欧洲与华夏文明交流的表率”。

       “鉴于其丰富的科学和灵修活动，实在不能不为其在完全尊重中国文化与灵修传统基础上展示的创新的和卓越的才华所深深地打动。事实上，他的那努力谋求尊贵而悠久的华夏文明与基督信仰新意之间尽可能和谐的紧张使命中，始终体现了这一点。而基督信仰的新意，是各种社会、任何文化及宗教背景下获得自由及真正更新的酵母”。

       此外，“我们可以说，使他的使徒事业具有先知性意义的，无疑是他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传统的深深的热爱。仅从早在一五九五年在南京首次出版时就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交友论》，便足以看出。在中国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你们的这位同乡、与其它信仰对话并尊重其它信仰的典范，以其使徒方式与人们建立起了友谊。恰恰得益于他努力汲取的相互尊重和敬仰的气氛、热衷于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中国传统，使他的这种友谊，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回报。尽管遭遇了困难和误解，但利玛窦神父至死都忠实于这一福传方式”。正是得益于此，“他在中国开拓了其远见卓识的基督信仰本地化工作”。

       最后，教宗表示，“愿我们这一生活着不同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团体在追随他的榜样的同时，能够不断汲取相互接纳和尊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