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庆祝成立60周年，正好提供一个评估内地天主教会在过去60年来发展的好时机。

不少人把中共政权60年分成两个相等的时期来讨论。首个30年，由1949年至1978年，充斥了连场政治运动，共产党着眼于意识形态，以一个专权政府的姿态出现。所有社会上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天主教会，均受到严厉控制。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标示第二个30年的开始，当局此时重提市场经济。政府对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相对宽松，容许外国记者访华和进行访问。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权白皮书》、《宗教自由白皮书》及类似的文件也相继出台。中国在不同的社会问题上，一直试图赶上国际社会，它给外界的印象是中国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实是否如此？ 我想指出，中国天主教在她的现代历史中，正面临最关键的时刻。这可以是一个良机，若付出重大努力及抓住机遇，对于进一步发展能充满希望。然而，社会的挑战处处都是，中国天主教若不处理好目前的问题，将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她正面对以下几个严重问题。

天主教徒无明显增加

根据多方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并没有多大增加，情况比文化大革命时更糟糕，因为当时教会仍然录得上升。现时，每年大约有150,000人领洗加入教会，但这不足以弥补逝世的天主教徒人数。另一方面，大量的天主教徒，尤其是从农村迁徙到沿海城市打工的，居于无人牧养的新城市，因此不少信众祇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才去圣堂。

各种圣召面临短缺

随着天主教徒人数下降，司铎圣召也在减少。在缺乏青年教友群体，为司铎圣召造成很大的困难，遑论在物质主义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情况更紧张。 不过，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教会缺乏不同形式的圣召。除了修女圣召下降，晚期的圣召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基本上，中国教会没有体制照顾晚期的圣召。倘若有人在30岁后想加入司铎或奉献生活行列，似乎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国外加入修会。）在大陆，修会修士的圣召和培育仍然是禁止的，至少没有正式批准。20年前，一位华中的主教告诉我，他想招募一些年轻教友为修士，但政府从未给他们开了绿灯，至于终身执事的圣召，更未被引进这国家。

主教过于年轻

尽管中国教会日渐老化，大陆的主教却是越来越年轻化。由于修院关闭超过二十五年，从5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教会重新开放时，中年司铎们非常罕见。即使今天，中年的神职人员仍占少数，使好些主教或主教候选人发现自己年纪太轻，不宜担当主教职务。近两年，中国完全没有公开祝圣主教，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们不能否认，多位大陆教会的候选人都拒绝提名或任命为主教。其实，几年后，当年轻的梯队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不过，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不影响或保持教区平稳发展的同时，处理好目前主教出缺的情况。

共产党的控制

在结束此文之际，我想强调，若忽视政治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力是不恰当的。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控制教会的野心，他们仍然按着第一个30年的策略对待天主教，只是手法上不同而已。新的和先进技术，并没有改变政府对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反而在强化其控制能力。看来，党和政府仍然不信任教会，他们所坚持的控制其实是不必要的，根本不需要害怕教会。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大陆天主教会本身要解决的困难已经非常多。政府可对天主教会多一点怜惜！

*作者林瑞琪是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