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新闻）—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已经成为18年前的一段历史，除了北京街头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和那位只身挡坦克的白衣青年之外，还有一事令人难忘，那就是下达镇压令的邓小平，事后在接见解放军军以上干部时，面对摄像机镜头的那个声音颤抖，语无伦次的形象。这个形象体现了这位"强人"另外的一面: 在下令镇压制造了人间惨剧之后的心灵颤抖。

出于与罪犯同样的心理，邓小平也想洗刷手上沾满的鲜血，也需要平复镇压之后心头的不安。但与普通罪犯不一样的是， 后者在杀人之后往往要开脱自己的罪行，以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前者却无须如此，反而要为自己找到镇压的理由和杀人的道理。于是，18年来，中国政府一味不择手段不顾后果地发展经济，企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来证明18年前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有理"，这便是邓小平晚年的最大愿望，也是一直主导著中共经济发展的策略。基于此，中共政权对民运人士的镇压，对劳工领袖的追捕，对维权行动的剿灭从"六四"之后就从未停息过。然而，以恐怖治理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其结果恰如其反。时至今日，社会民众自发的维权行动遍及全国城市乡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掩盖不住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在18年前，以"反腐败"为主题的民主运动被镇压18年后，腐败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不治之症。而这场上演了18年的中共政权的悲剧，也是中国国家的悲剧，正是在"六四"镇压时开幕的。        18年来，在恐怖治理手段的保护下，贪污腐败在各级政府官员中迅速泛滥成灾以至最终失控。今日之中国的社会问题，无不与官员的贪污腐败有关，而官员贪污腐败的失控，则毫无疑问直接与"六四镇压"启动的恐怖治理有关。18年来，中国的经济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令人担忧。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先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强迫工人出钱作股东，不作股东就会失去"饭碗"，工人们明知是"陷阱"也不敢不跳，多年的积蓄就这样被迫拿出来交给了贪污成性的企业领导，无积蓄者也只能借钱保住"饭碗"。结果呢？绝大多数企业股份制改造失败，职工用血汗钱凑起来的股份经企业领导之手不翼而飞。职工们失去了多年的储蓄，很多人更欠下一身还不清的债。他们虽然怨声载道，却又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对恐怖治理的惧怕，不敢跟打著政府招牌的国有企业领导作对。于是，企业领导们尝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甜头，便进一步以欺骗手段胁迫工人买断工龄，以达到将企业彻底据为己有的目的。在1998年到2004年的7年 间，全国各地便有3000万国有企业工人被强迫下岗失业，其间，各地工人面对生死存亡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反抗，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一方面，自"六四镇压"而形成的恐怖治理就像悬在中国工人头顶的一把利剑，使他们在面对权利受到侵害时不敢反抗，即使有反抗也经不住些微的威胁和压力。另一方面，恐怖治理又成为各地政府官员和原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护身符"，使他们在名为国有企业改制，实为化公为私的过程中如入无人之境，将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在"利剑"的威胁下，数千万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沦落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在"护身符"的保守护中下，一批大小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则成了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有产阶级。        1989年，邓小平作出"六四镇压"的强硬决策本是一错；事后为了给自己杀人制造理由而进一步制造政治恐怖，是为再错；在18年间，中共政权以恐怖治理换取经济发展，乃为三错。一错再错的邓小平，再错三错的中共政权，在此期间一再错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错失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就算是中共政权自己也不得不在近年来开始质疑自己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基础，为此，现届中央政? 坏貌辉诿裰谠股氐溃拐檠趟钠鸬氖焙颍岢?quot;建立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然而，在广大劳动者权益遭到无度剥夺的同时重建和谐社会之难，在官员贪污腐败泛滥失控时再树政府公信力之难，今日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提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胡锦涛和处处亲民流泪的总理温家宝应该最为清楚。        18年过去了，那位做出"六四镇压"决策的邓小平先生已在10年前驾鹤西去，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已经换届。尽管中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前后有别，但是，政治恐怖治理的手段却传承有序。面对不容乐观的现实和将来，胡温等中共领导人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由“六四镇压”奠定的一错再错三错的恐怖政治治理手段不可能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更不可能重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前人铸下滔天大错已经覆水难收，后人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能亡羊补牢。        "六四镇压"开启的悲剧，该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