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模糊态度

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收集的消息报道，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讨论了多年的外交关系，而是因二OO六年期间非法祝圣三名主教所导致的状况。

       上述非法祝圣是在缓和时期的意外事件。此前，中国政府方面出现了积极的征兆，愿意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不应忘记的还有，主教祝圣遵循了一个政府与圣座之间达成的非书面协议，例如苏州、上海、西安、万县（万州）和沈阳教区的情况。

       昆明（四月三十日）、安徽（五月三日）、徐州（十一月三十日）的非法祝圣，却是在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的强烈干预下进行的。据部分消息来源报道，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和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专程从北京赶往徐州参加了这次非法祝圣。此外，爱国会还绑架了两位主教迫使他们参与礼仪；威胁候选人及共祭的主教，如果他们不参与礼仪就要报复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甚至向所有参加了礼仪的教友许下了给钱的承诺。

       在其他的祝圣仪式里，也出现了压制、威胁、要挟和谎言等行径。有时，爱国会甚至公然宣称与圣座达成了共识。以至于圣座谴责了此类“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径。

       继上述祝圣之后，中国驻罗马的大使甚至向梵蒂冈“致了歉”。然而，对于圣座来说，问题是要弄清楚究竟怎样才能相信一方面承诺缓和、一边却又允许——如果不是认可——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权益的政府。

绝罚的重负

教会内部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以非法形式祝圣的主教和那些参与非法祝圣仪式的主教。梵蒂冈于二OO六年五月四日和十二月二日发表的反对非法祝圣的声明，引用了自科罚latae sententiae。但也留有余地，表示上述人士可能是在并非完全自愿或者被迫的情况下参与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维护了新牧人的意愿。

       梵蒂冈的声明也指出，他们“在教区团体内造成了分裂”；煎熬着“许多教区人士和信友的良知”。迄今为止，圣座原谅了所有人。但是，中国的教友、司铎和主教们中，许多人都问是否到了应该以最为坚定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回应爱国会的时刻了。他们建议和要求，在不抛弃涉及主教的情况下，上述主教在几年的时间里不应履行牧职。

       地下教会的情况更加严峻。为了忠实于圣座，地下教会的主教们遭遇了十几年的监牢、虐待、绑架、严密监控和隔离。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友们致信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是不是到了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们，也能象无数中国教会殉道者那样，拿出勇气为忠实于圣座而受难的时刻了呢”？

       圣座可能会就此作出较为明确的指示，从而使近十年来愈发和解的教会的两枝——官方和地下教会——更加合一。中国的一些天主教徒和主教们甚至要求，教宗发表一封要求中国教会合一的公开信。

取缔爱国会

总之，中国政府和圣座都面临着评估爱国会作用的抉择。为了控制宗教活动而诞生的这一组织，已经成为教会生活的“主人”，他们把持着主教和司铎的祝圣、修院的教育、人员的调动、教会的财政和财产。更值得一提的是，爱国会章程中始终将建设独立于教宗、与教宗分裂的民族教会为目标。

       梵蒂冈于二OO六年十二月二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徐州）非法祝圣主教“是不符合天主公教教义的教会观点的结果；破坏了教会圣统制的基本原则”。但是，这还不能全部代表爱国会的行为。据中国天主教徒介绍，是到了联合抵制爱国会的时候了，无论是官方还是地下教会，都坚持在政府登记所有团体。迄今为止，一些地下教会主教始终在试图走另外一条道路，即在政府部门登记，拒绝加入爱国会。但是，似乎并非一帆风顺。

       就中国政府方面，特别是外交部而言，认识到了爱国会已经成为被时代所摒弃的产物了、是一个负担。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指责中国侵犯宗教权利。无疑成了旨在展示其现代化和开放一面、旨在成功举办二OO八年奥运会的中国的负面广告。爱国会成了导致中国许多地区紧张状态的根源，甚至危害了胡锦涛热心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诚然，爱国会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多少牵涉了共产党的历史。对于许多党员来说，否定爱国会或者孤立爱国会，就是否定自己。

       教会的一些人士认为，只要教会没有完全彻底的宗教自由、彻底摆脱爱国会的压制，梵蒂冈就不应该同北京恢复外交关系。其他人则建议，同中国展开对话、逐渐地消除爱国会的恶劣影响。

       近日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中，很可能只将各种问题罗列出来。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得到了接近这次会议人士的证实，将成立专门解决中国问题的常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