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亚洲新闻）—自就职之日起，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就始终萦绕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脑海中。

            当选几星期后的二OO五年五月十二日，在向驻圣座的各国外交使节发表讲话时，教宗本笃十六世就“也向那些尚未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致意”。讲话中，教宗还勾勒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可能。指出，教会所要求的不是特权，仅仅是为了“自由和开展传教活动的空间”，“为维护每个人的尊严、为造福公众利益贡献力量”。几个月前，在宣布今天发表的这封致中国天主教徒信时，梵蒂冈也强调了愿意深入展开对话的良好愿望。表示希望“同政府当局进行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对话，从而战胜过去的误解”；期待“在各个领域中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任二十七年的时间里，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曾经多次表达了上述意愿。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向“伟大的中国”、向在中国的教会发表了三十多次讲话，指出教会愿意为社会服务、作出贡献。而作为交换，只要求宗教自由（以及任命主教）。

            恰恰是这位已经离开我们的波兰教宗，为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阶段。而在北京的眼里，若望·保禄二世应对前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承担责任。

            通过许多次秘密接触，梵蒂冈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最终就允许个别中国主教参加圣体圣事主教会议；以及允许真福德勒撒修女的仁爱传教会前往中国为病患、为穷人服务达成了共识。但是，却并没有得到落实。四位得到教宗邀请的主教从未获准离境；尽管接到了官方的正式邀请，但仁爱会的修女们却从未获得前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展开工作的签证。

 

            同时，北京方面的良好愿望以及最大程度的开放也是不容否认的。甚至在二OO六年梵蒂冈代表团体访华后，政府承诺将停止进行爱国会一手炮制的非法祝圣主教。此类非法祝圣，令圣座震怒，指这是“极其严重的行为，冒犯了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每一名天主教徒的宗教感情……。这是不符合天主教会道理的教会观点所造成的后果”。

            但是，中国政府和圣座之间趋向缓和的努力中却遭遇了爱国会的阻挠。五十年来，这一政府机构控制天主教徒；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基督信仰团体。近二十年来，中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爱国会和宗教局却仍然禁锢于斯大林式遏制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的观点。而在经济上，爱国会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独断地把持霸占教会财产。

            诚然，爱国会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将梵蒂冈指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走狗”。时至今日，政府承认的官方教会在弥撒圣祭中为教宗祈祷。但是，在主教任命问题以及教会财产管理问题上，爱国会却仍然一意孤行。

 

            为此，近年来，在党内支持宗教自由之声不断涌现的同时，爱国会使出浑身解术极力阻挠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相互接近。二OO六年，他们掀起了非法祝圣潮；二OOO年，大规模抵制封圣、违法祝圣七位主教、逮捕地下教会的主教和司铎。

            然而，爱国会的行动越来越遭到主教和教友们的抵制。在许许多多地下和爱国主教都曾经被迫劳改、受到残酷迫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共产党最后幻想的一九八九天安门屠杀事件后，越来越多的政府任命的主教们都秘密地要求与教宗和解。得益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可以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已经密切合一了。

 

            面对对教会的暴力敲诈勒索行径，越来越多的修女、司铎、主教勇敢地站出来强烈谴责爱国会和共产党的成员，揭露他们的腐败行径严重破坏了胡锦涛一再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梦想。

            爱国会和共产党（或者其部分成员）的最后招术，便是指责梵蒂冈同台湾的关系。几十年来，中国反复强调同圣座展开任何对话都必须恪守的两个前提条件——不得利用宗教干预中国内政；中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的借口似乎没有任何道理，一九九九年，当时的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的讲话更充分突出证实了这一点。索达诺枢机向全世界表示，梵蒂冈在台湾的代办处事实上就是当时北京的大使馆。梵蒂冈随意愿意回到中国，“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夜里”。事实上，当初是毛泽东拒绝了圣座大使黎培里蒙席继续留在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九五一年，中国将圣座大使黎培里蒙席驱逐出境。直到一九五二年，多次遭到搪塞、当仍始终期待着北京方面作出表示的黎培里蒙席，才满怀着无限的惆怅迁往台湾。

 

            另一个前提条件，才是真正的障碍。“不干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了任命主教以及爱国会的行动。

            为此，未来的外交关系取决于中国对宗教自由的概念。一九八二年，共产党发表秘密文件试图摧毁宗教、建设独立于罗马的自治教会。一九九九年，当出现了恢复外交对话的迹象之际，共产党的另一份秘密文件指出，应强迫地下教会的主教和司铎服从爱国会的领导。违者，面临被捕入狱或者隔离的威胁。

            胡锦涛及其领导班子的实用主义作风，有助于中梵关系取得积极的进展。现任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树立国家的光辉形象，从而在二OO八年北京奥运会上展示给世界。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可能为中国在世界的新形象加冕。

            但是，无政府主义和中共党员的腐败，严重破坏了这一梦想。各地腐败中共诸侯们，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放纵野蛮的经济发展，维护自身的特权和控制权。

            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毕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中国各地都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反腐败群体抗议和示威。而被喻为“精神鸦片”的各不同宗教信仰，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信徒。而且，其中不乏许许多多失去了信心的党员干部。或许，未来真的将要由宗教来挽救中国摆脱衰落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