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九月六日至十日，在意大利米兰特里尤齐奥举办的中-欧对话活动（欧洲公教人士中国问题对话周）中所揭示给世界的中国教会。大约二百多位中国和世界的天主教人士、传教界人士出席了会议。其中的绝大部分与会者来自亚洲。他们中，有香港教区辅理主教汤汉、莫斯科东正教会人士和世界新教团体成员。在出席会议的意大利教会人士中，有特兰托总主教区总主教兼主教团福传委员会主席路易吉·布雷桑总主教、帕维亚教区主教乔瓦尼·朱蒂奇蒙席、东道主米兰总主教区总主教太塔曼齐枢机的代表米兰辅理主教安杰罗·马斯凯罗尼蒙席。

       今年，是第七次召开此类对话研讨活动了。在热心中国事务的欧洲传教士们的推动下，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欧洲基督信仰团体就中国问题展开非正式对话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欧洲教会与中国教会关系的重要内容。

       但是，欧洲基督信徒和中国基督信徒在文革后初次取得正式联系，可追溯到至少二十五年前，即毛泽东死后、在邓小平刚刚开始实行谨慎的开放政策之际。为此，今年对话活动的主题就是“与中国天主教会二十五年的交流——在展望未来的同时进行评估”。

纪念意大利政府部长维多利奥·科伦伯

       与会者一致向曾经为开启这条道路作出贡献的人士，前意大利政府部长，天主教政治家维多利奥·科伦伯致意。他凭借自己的信德和勇气，打破一切外交常规，于一九八一年获得了文革后北京首座教堂的重新开放。

       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梁作禄神父在纪念维多利奥·科伦伯的发言中指出，当年，科伦伯强烈要求政府作出善意之举，释放被关押长达近三十年的上海总主教区总主教龚品梅。此外，他还要求能够见到龚枢机。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亲历这一历史性会见的梁作禄神父介绍说：“他们禁止龚主教同外国人交流……。最后，科伦伯要求同主教一起唱Salve Regina。在亲吻主教的权戒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代表普世教会全体向中国教会的一位殉道者表示敬意。”

       长期致力于与中国关系问题研究的比利时籍圣母圣心会会士韩德力神父，对一九八一至二OO六这二十五年来的情况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报告中，他强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垮台了；共产党政权本身正在试图走向现代化。确切地说，共产党高层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分歧。正是这种紧张状态，充分解释了中国在宗教自由政策上所体现的“摇摆”特点，徘徊在开放与闭锁、新意与强硬、现代与监狱之间。

       对话活动中，圣言会士马莱凯神父、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曾其凯神父则在发言中强调，尽管作出了一些纠正，但是，共产党在其六十年的执政过程中所实行的宗教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主要因为，儒家思想文化遗产倡导对中国人生活予以控制；以及共产党摧毁宗教或者统治的计划。

正在演变中的教会

与会者一致赞同的一点是，“中国教会不再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教会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摆脱文化浩劫后、在修道院和修会会院关闭了几乎二十年后，中国天主教会还是一个严重缺乏神职人员——当时所有神职人员也全部年事已高、缺乏修会会士和修女的教会。

与会的司铎、修女、平信徒们——为了安全原因，在此不公布他们的姓名——的发言中，明确展示出今天的中国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许多教区神职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4-35岁；许多地区教区修会团体的修女圣召如雨后春笋。尽管政府仍然禁止男性献身生活圣召的诞生、聚集。而教会的活动也成熟起来。从为了生存而开展简单的牧灵到今天，基督信仰团体已经过度到了开展大规模的爱德慈善事业，如开办孤儿院、老人院、艾滋病人收容中心等。通常，在取缔了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的中国，教会人士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上述中国官方和非官方教会的种种努力，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因为，填补了国家无视了的、或者无力完成领域的空白。

灵修与文化教育

       除由迫害等外来因素所造成的问题外，中国教会所面临主要问题是断代问题。中国教会有着相对年轻的新进教者，还有老一代的高龄群体。在中国神职人员和修女们的发言中，都强调了缺乏中间年龄段（50-60岁之间，文革中失去的一代）的问题，他们本应在教会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或做青年一代的指导神师，使青年们能够更加容易地保持和谐。许多与会代表，特别是汤汉辅理主教都强调的危险是，青年们没有可以效仿的典范，他们只能沉溺于开展各种活动、实践没有成熟默观生活基础的善行。

       此外，迫切需要通过教育让传统信仰和不太合乎逻辑——由虔诚敬礼和清规戒律组成——的内容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的、能够满怀喜乐地生活和见证耶稣基督关系的新阶段。一名司铎调侃地表示，“中国教会是一个阅读祈祷文的教会、而不是一个祈祷的教会”。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神师和接近青年们的人、亟待开展更加深入的和现代化的教育，促使中国各教区不断向海外派遣修生、司铎和修女进修。迄今为止，在欧洲和美洲进修的中国司铎和修女达百余人。对话活动期间，他们中在中梵关系问题上分为了支持和反对两派；试图更好地帮助中国教会。为了避免可能的文化休克，使中国学生们在海外的学习更加成效显著，传教修会团体要求教区向欧洲或美国派遣已经祝圣晋铎的（非修道生），并已经学习过一年目的地国家语言的学生，按照主教们指定的教学计划出国进修。

与社会对话

       在各种困难中，与会者同样为中国基督信徒的生机和用信仰来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感到惊喜。中国社会充斥着导致青年精神空虚的一味追求消费的唯物主义。在许多大学里，基督信徒和知识分子们共同工作、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在认真地反思经济疯狂发展所导致的恶果——水源和城市污染、移民潮、腐败、没有法制保障。他们指出，中国现代社会正面临着许多挑战：“日常生活中的唯物主义……；肆无忌惮的、导致自私自利泛滥的个人主义；无视人的存在、无视未来和环境”。中国学者继续表示，“教会蒙召去倾听人们内心深处无声的呐喊”，展示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健全合作，完善了人类生命、鼓励尊重创造”。

       在教会这一新面貌的内部，并不乏传统的一面。许多乡村的农民们，因为司铎能够驱魔而皈依信仰；或者，通过祈祷治愈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