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亚洲新闻通讯社走访了正在罗马进修的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研究员林瑞琪博士。林博士曾经就此发表过专题文章，《教会房产争议是双刃之剑》，发表在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杂志《鼎》二OO六年春季号第26卷总第140期上。

       林博士，从中国不断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揭示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新问题和冲突，即教产问题……

       教会财产问题的确十分严重，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与教会共同谋求解决方式。就其本身而言，至少从理论上而言，政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时，政府颁布文件归还在文革期间侵占的教产。但是，同中国所有问题一样，中央政府的决定是一回事，而地方政府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常规的法律条文通常遭到党内成员的违反。许多担任公职的人试图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宗教事务局和爱国会利用他们的权利将教会的财产出售给个人或者建筑商。而上述教产交易中，教会从未得到过分文。从司法角度而言，局势十分复杂。许多人争夺同一片土地和建筑的权利，可以证明自己拥有产权的教会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新的业主。

       这一问题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教会购置了教产以拓展教会的事业，或者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投资。现在，上述地带的土地大幅度升值。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武汉、成都和西安等地的此类投资主要用于扶植教会内部、在农村地区传教活动或者社会活动，如幼稚园、学校、孤儿院、诊所、医院等……。目前，教会不再管理任何上述机构和事业。而宗教事务局，则以教会的名义管理着教产。所得收入，被宗教事务局和爱国会的官员们据为己有。仅其中的一少部分，交给了教会。以河南省一教区为例，在天津拥有教产。宗教事务局以每年四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这座建筑出租。可是，教会所得的收入仅为四万元人民币！根据我的统计，与教产相关的经济价值高达1,3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随着残留在废弃档案中的许多原始文件被发现，这一数字还可能会高出许多。

       北京政府牵扯进去了吗？

       通常，中央政府没有从此类交易中得到任何益处。可能只有在北京，政府从教产中“获利”了。例如，以前的北堂所占据的面积可以延伸到紫禁城下。后来，政府收回了部分教产建造了公用的街道、建筑等。但是，其他的教产，中央政府并没有介入。

       如何解决这一冲突呢？

       时至今日，教会仍然承担着社会义务，幼稚园、诊所、为穷人开办的，得不到政府任何资助的乡村学校。迫切需要谋求到解决教产问题的办法，因为上述教产，将用于天主教徒开展的为社会服务及爱德事业。

       另一方面，宗教事务局将出售教产的全部收入据为己有是不公正的；对于教会来说，能够利用上述教产是其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益。

       我认为，应该共同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和教会应该组成联合委员会，共同谋求可遵循的明确路线。

       政府是否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措施了呢？

       我认为是的。就连二OO五年三月实施的新宗教活动法规也阐述了教会拥有自身财产的权利。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落实近十几年来遭到侵占的教产权利。其中问题之一，就是传教修会和国际修会团体在中国的教产。政府可能害怕，外籍组织会要求归还其财产。如果传教修会团体达成共识，将教产转交给传教士当年开展工作地区的地方教会合法领导人，或许会好一些。

       这一问题是否会影响中梵对话呢？

       目前，在北京与圣座的对话中尚未出现这一问题。只要梵蒂冈不提出这一问题，中国是不会予以关注的。

       请问爱国会在这一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他们知道，应该停止干预教产问题。一旦未来与梵蒂冈的关系正常化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对教会的控制会减少。为此，他们现在极力尽其所能没收和出售教产。

       时至今日，爱国会掌握着控制教会的权利，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控制权利。总之，政府了解这一问题、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很重要的，并反思真正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是什么？是利用自己的教产造福所有人，特别是穷人的教会呢？还是一味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制造社会紧张局势的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