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接受亚洲新闻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这一“拒绝”在中共独裁体系内，是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中国的体系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那个人在某些方面是高瞻远瞩、聪明智慧的。但是，那个人无法接受民主、以皇帝自居。不久前有人说，怎么能为（天安门）运动平反呢？那就得批评邓小平！这是不可能的！我要问：为什么不能批评邓小平？他做了许多伟大的事，但毛因文革被批评了，为什么就不能批评邓？绝对应该改变残留的、导致这场灾难的帝王式的、独裁的制度”。

       二十年前还是一名普通司铎的陈枢机谈到了港人参加天安门运动、对屠杀感到的痛苦等。

       那一年，“对所有港人来说是新的意识和敏感性的开始：我们是中国人、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从那时起，我们感到不仅是香港人。那时，我们感到真的是中国人”。

       “当时，我是慈幼会学校的神师、团体长上和校长。因为事件发生在星期天，于是星期一我们便聚集起来，大家眼里含着泪水谈论这件事。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激动地分担了那些勇敢站出来、要求祖国改革青年的命运。我记得六四后，我发表了两次讲话，我们纪念了在广场上和周围地区牺牲的英雄”。

       “我特别记得百万港人游行的那一天，人们一边唱歌、一边祈祷。那真实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一段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

       自八九年后，香港每年六四都在维园举行纪念活动。近年来，陈日君枢机成为香港主教后始终坚持参加纪念祈祷，并发表讲话。

       “我记得几年前的一次祈祷中，人们问我来年是否还参加。我回答说，希望在这里庆祝胜利，承认天安门牺牲者是爱国英雄，以及政府压制他们的错误”。

“二十年后，政府仍然不承认这场灾难是错误和犯罪是令人痛心的。而对我们来说，二十年后那些青年枉费的激情令人感到的痛苦仍然没有变”。

日前，香港特首表示应将六四交给历史，要港人充分认识中国和香港在六四后实现的“卓越经济成就”。

陈枢机就此表示，“这一声明并非其口袋里的面粉，仅仅是官方路线而已：压制运动是保障稳定、由此带来繁荣。但这是愚蠢的，真的很愚蠢。没有人能够从压制这一运动感到稳定，总之，任何成功和繁荣都不能为如此恐怖的暴力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