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新闻）—在与亚洲新闻通讯社的一次热烈对话中，陈日君枢机表示，是到了中国教会和圣座不再向北京政权作出任何妥协、落实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中作出的指示，维护教会自由的时候了。自四月起成为香港退休主教的陈日君枢机，主要担心的是官方教会迟钝地屈从于爱国会，这将是给教宗、给他在两年前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信中作出的关键指导的“一记耳光”。
教士将圣座和北京之间极力谋求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相对化：如果国内没有宗教自由将有成为幻想的危险。今天我们在此发表的采访，是亚洲新闻通讯社将在（八至九月号）月刊上发表的长篇采访的一部分。
在此发表的段落中，陈枢机也谈到了教会和圣座在（官方和非官方或者地下）两团体修和的过程中的任务；也谈到了他自己作为香港教师的未来，但主要的是与中国的基督信徒继续保持联系。
尊敬的主教，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中国教会自由作出的努力
从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起，许多人都开始为中国的教会做事。中国的事体现在了中国以外。我解释一下：许多所谓的开放或者官方团体与地下的分离，在香港和圣座造成了两种立场，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在香港这里——我指的始终是开放后的最初几年，那些帮助中国的分成了两派。有人支持地下团体，几乎对官方敌视。相反，有另一派比较喜欢官方教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地下的。与中国的教会联系较多、又了解情况的人，自然站在地下教会一边。因为，它更加忠实教会、为信仰勇敢地受过苦。他们怀疑地看官方教会，评断他们可能向政府投降。但是，一定数量的不太了解中国的香港人，或者从没有到过中国的年轻传教士们，很容易为他们在中国行期间看到的激动：开放的教堂、唱歌的人等等……。为此，他们为自由而欢欣，他们觉得是理想的。其结果，他们认为地下教会是固执的，是不接受新情况的人。
圣座也是这样：过去，国务院和圣座万民福音部之间有些摩擦是为人所知的。国务院试图协调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传信部则试图保证教会的真正教会生活和自由。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交流几年后，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些去教书的，我们看到了官方教会不是裂教的或者真正分裂的。我们认识到，是政府人为地把它同罗马分离了。而人们的心中象我们所有人一样，保留着天主教信仰。由此，两种立场逐渐相当接近了。这一点，既是对圣座也是指香港。自然，仍然有派系将事态极端化，他们只在某一派或者另一派。
可以说，更好地了解了具体事实后，普世教会开放了，也接受了所谓官方教会。由此，找回官方教会成员的进程开始了，许多年迈的主教要求教宗宽恕、承认他们是主教。圣座的姿态是十分开放的：经过必要的调查、地下合法主教同意后，承认了许多主教，也没有要求他们作出行动公开宣布已合法化。这些，特别是在最初导致了合法化进程困难。圣座的宽容，从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政府的宽容回应。事实上，后者在某一时刻了解这一情况后，并没有采取敌对行动的反应或者压制获得罗马批准的主教们。
第二阶段，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那些年轻的主教们当选后（按照政府强加的“民主”选举过程），要在祝圣前得到教宗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也是慷慨的，批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是可接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则闭一只眼，没有因为他们去找罗马批准而拒绝他们。总之，有一段双方让步和妥协的阶段。为此，似乎事情终于正式的修正了。
但没有发生的是，没有继续的反思，我们因迟钝而往前走，没有相应的反思、没有试图改变局势。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点，不能象以前一样接受妥协了，也是不对的。是到了开始新阶段的时刻了。是教宗（二OO七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标志新起点。事实上，教宗清楚地谈到了开启在中国的教会生活新阶段的原则是什么（1）。但很遗憾，这两年来没有向着明确的转变。相反，我觉得正以令人担心的方式沿着妥协的斜坡滑去。最令人焦急的这种违背教宗指示的继续妥协，是纪念一九五八年首次非法祝圣主教五十周年大会：似乎很难停止那些他们失去的东西下坡。在可能在二OO九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前，我真的感到特别害怕。那种会，如果象我所担心的，将会有绝大部分主教和司铎的参与，那就完了。我重申：是前几年所作出的全部努力的完全彻底的浪费、是对教宗的谩骂。是的，恰恰是给教宗的一记耳光。因为，将是完全无视他的信。
谁应对没有落实教宗信中的指示承担责任？
诚然，中国采取各种手段屏蔽教宗信。但我想，圣座也有责任，更应该支持教宗的信。圣座原本应该以更加明确的路线进一步跟随它。我觉得，这点没做到。
今年一月，您在香港天主教报纸上写评论员文章，要求中国官方主教，拥有与第一名殉道者圣斯德望一样的德行，不要总是屈从于政权违背信仰的指示。您要求他们“不退让”，抵制爱国会的压力，忠实教宗（2）
我的讲话，又在一月我写的文章中发表的，似乎有些残酷。因为，有人认为我在推人殉道。但是，殉道并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如果情况要求殉道，上主的恩宠是给力量的。殉道不是我们自己行动的成果，但如果情况要求我们，我们应该准备好殉道，别无选择。如果情况要求殉道，一个人却后退，那么说明拒绝你有责任奉献的信仰见证。
“不退让”一词似乎有些难听，但总之需要清楚、坚定。相反，就是投降。我们没有权利投降。我们应该坚守信仰。教宗多次表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仰原则，虽然最初似乎一切都失败了。很遗憾，有人认为为了福传可以放弃一部分信仰。这是荒谬的，为此我要问：你们说的是什么福音？减了一半儿的福音？打折扣的福音？
您如何看待圣座与中国的对话、外交关系前景？
有时太看重外交关系，但仅有外交关系并没有修正一切。相反，可能是欺骗性的东西，因为可以给人有宗教自由的假象。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自由，当然了，外交关系可能使之容易。有一个的时候就必须有另一个，并不必要是真的。那么不能只顾关系不保证真正的自由。现在建立外交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北京和台北的关系明显好转。那么，为了不让（台湾现总统）马英九丢脸，北京不急于将导致梵蒂冈和台湾断绝的同梵蒂冈的关系。似乎双方有一个默契共识，北京让台湾保持一系列小国的关系，直到不久前，还实行通过给予经济优势而夺取这些国家的政策。现在是这种情况，双方停战了。
您的未来计划……
我说过，我想从教区职责退下后集中为中国服务。教宗为此才把我擢升为枢机的。现在，我感到做好两个服务不太可能。我曾接到了许多信和人，但我没法跟随中国每个教区的详细情况。我也不能一一地跟随。我曾读信、放在一边、接待（从中国来的）客人，说我觉得最正确的话，然后到此为止。现在，我希望能做更多的。这就是主线：更加关注中国的教会、特别是每一个教区。这样，我就能了解的更多了，给些建议。现在，我觉得了解教会的全部，但不是单个教区。但许多问题是单个教区的。
此外，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修院的教育，所以非常愿意继续这一服务，而与为中国的无法调和。为此，汤蒙席要我帮助教书、在修院生活时，我非常愿意地接受了。此外，我也非常愿意离开，腾地，到慈幼会在非洲的一个需要教师的学习会院去。然后，还得意识到我七十七岁了，不知道还能继续多久。我希望健康能让我再支持几年。然后，我不能服务时，就退到慈幼会会院。
（1） 参见AsiaNews.it专题：《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信》
（2） 参见CERVELLERA B，二OO九年二月在亚洲新闻上发表的《北京的主教、梵蒂冈及向爱国会妥协》；参见AsiaNews.it，03/01/2009《陈枢机呼吁中国的主教们要更坚强》，以及03/02/2009的《北京的主教、梵蒂冈及向爱国会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