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新闻）—七月一日，香港人将再次走上街头要求民主。七年前的回归之夜，江泽民为了平息港人的不安，承诺奠定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未来的香港将更加绚丽”。
七年来，香港发生了变化。为此，天主教香港教区所属的圣神研究中心刊物《神州桥梁》主编安贝蒂修女，走访了圣神研究中心研究员，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在此，亚洲新闻通讯社转载访问内容。
柯毅霖神父，您如何评价一九九七年七一回归之夜？
庆祝活动十分隆重。毫无疑问，香港和平回归中国是殖民主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在出席回归仪式的各界人士中，哪些人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所有的历史性人物中，作用最为复杂的当属港府第二号人物陈方安生了。对我来说，她和民主派领导人李柱铭代表了香港自由与民主发展的希望。
李柱铭当时在哪里呢？
他未获正式邀请。当夜，他向港人发出呼吁：“最大的危险是港人自我禁闭，将爱国主义同支持共产党政权混为一谈。”
您如何描述七年之后今天的香港？
一方面是亲中国，包括支持特区政府在内的董系，中国在香港的代表。他们中包括了佛教和道教，亲北京的工会组织、媒体和演艺界。
另一方面是支持民主党派的力量，自由工会、非政府组织、法官、律师、个别媒体、天主教会和许多新教团体。他们所强调的，是“两制”。要求政治改革。
您认为，七年来香港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是什么？
香港的局势十分复杂，尽管十分了解香港的人，对局势变化也难以预料。二OO三和二OO四年，是香港如火如荼的岁月。一九九七年至二OO三年期间，相对来说是平静的。突然之间，爆发了二OO三年七一示威。
您是指导致五十万人走上街头示威的活动？
是的。政府和亲北京派并没有事先意识到。现在，我们知道，参加人数比预计的多了十倍。这在香港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接着，是反二十三条，并以北京的妥协而告终。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充分展示了公众舆论的力量，这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哪些因素对港人的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
毫无疑问是SARS。漫长的三个月里，SARS直接考验了香港的精神、经济和生存的能力。
SARS肯定对港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但是，没有其他的不满因素吗？
政治领导人和特区政府的一系列错误，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您参与了港人子女居留权的斗争，这也是导致香港分裂的原因之一吗？
是的，在二OO三年七月一日危机爆发之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港人子女的居留权。政府的决定在民众，特别是天主教会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就连我们的最后一位枢机，很少介入政治的胡振中枢机都感到有必要公开声明立场。陈日君主教更多次发表谈话。可是，很遗憾，二OO二年八月二日，一些新教徒纵火导致移民署一名官员和一名示威者被烧死、多人受伤。
我希望能够再重新回到香港民主的话题上。您认为目前正在发生哪些情况？
我认为民主越来越有组织地被排除在了政治生活之外。问题在于，民主派的力量很大，但是没有政治权利。也正是因此，才导致了七一的示威。
您认为天主教会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接纳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准备？
我想教会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们三位主教的处事方式十分稳健。深受人们爱戴的胡振中枢机，确保了重大变化顺利进行。他将领导教区的任务交给了陈日君主教和汤汉辅理主教。两位主教的性格截然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搭挡。在陈主教上任之初，存在一些疑虑。他的激进方式在教会内部产生了一些困难，但是，反二十三条取得的胜利后，他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声誉都大大提高了。现在，司铎和教友们似乎都紧密地团结在了主教的周围。
最后，您最近的一次政治评论，不仅在港府内还在国际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主要是二OO三年七月一日的抗议活动同二OO四年的民主呼声相比较造成的。今年一月一日，十万港人要求在二OO七年实现直选、二OO八年实现普选。这一要求与基本法是一致的，但是，北京的释法使香港的民主希望一扫而光。七月一日，将举行另一次示威活动，届时将会进一步充分反应出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