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同圣座关系上设置障碍
作者 Gianni Criveller
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要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展开各种对话前,首先中断同台湾的关系;不得干涉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这是巨大的外交骗局的结果。

香港(亚洲新闻)—今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就教宗本笃十六世当选发表评论时表示,中国和梵蒂冈改善关系所必要的前提条件是,梵蒂冈要中断与台湾的关系;圣座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温家宝重申了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后,以及新教宗本笃十六世当选后,中国政府多位发言人所表明的立场。而这些先决条件,人们早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因为,每当若望·保禄二世要展开实质性对话时,中国便作出这一回答。

对北京来说,这些先决条件有哪些重要性呢?中国与圣座问题专家,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柯毅霖神父指出,这只是要掩饰北京根本无意同圣座展开对话的烟雾。在此,亚洲新闻通讯社发表柯神父的文章《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中的片段。在二OO五年六月号的亚洲新闻月刊印刷品上,将全文刊登柯毅霖神父的这篇文章。

 

第一个前提:与台湾关系

       台湾问题并不是真正问题,中国政府知道这一点。共产党掌权后,圣座并没有选择离开中国。当时的圣座大使,于一九五一年被迫离开。自一九七一年起,台湾在圣座的外交机构级别降低到最低水平,仅仅是代办。这是先教宗保禄六世,为了促进同中国对话而作出的选择。

       多年来,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不断获悉,圣座随时准备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台湾问题。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甚至在一九八三年,为此专程致函邓小平。一九九九年二月,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表示,只要北京愿意,梵蒂冈随时准备立即将圣座代表处从台湾迁至北京。

       承认中华民国,从来就不是与中国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性障碍。当美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时候,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盛情款待了尼克松。同样,中国接受了韩国(1992)、南非(1998),在结束谈判后,中断同台北的外交关系,同北京建交。而不是谈判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北京要求在展开对话前中断关系,是巨大的外交骗局。

中国当局应该知道,圣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是伦理道德的权威,而不是种种政治体制之一。圣座的外交活动只是服务于教会的和平与牧灵工作的。这一使命,高于任何外交成就之上。教宗的使命是宗教性质的。为此,教会不能接受北京的先决条件。对于教会来说,外交只是促进其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工具。当中国政府能够确保这一期待以久的权利时,外交上的异见也就结束了。

 

第二个前提:主教任命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不得干预中国内政,牵涉到了主教的任命以及中国主教同罗马自由沟通。其中包括了向教宗述职等问题。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与教宗的关系是良知问题,不受任何外来影响。与教宗合一是与普世教会合一的象征;是天主公教信仰的基本环节。教会在世界各地享有这一权利,只有中国除外。包括最注重自身尊严、国家主权的越南和古巴在内的世界172个国家,都同意任命主教是圣座的权利。事实上,主教是宗教人士,不是政治人士。诚然,主教也民间社会的重要成员和权威人士。为此,圣座同意作出合法的和合情合理的让步,如越南的情况。为此,第二个前提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反对若望·保禄二世

       中国领导人无意同圣座签署历史性的协议。他们所关心的,完全是其他的事情。许多中国干部并不了解、不懂得和不欣赏天主教会。他们宁愿保持距离。同圣座达成协议,意味着处理宗教事务的思维的改变、管理的改变、方式的改变。要求取缔或者降低控制机构(如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处);还要改变一些中层干部。

       这些年来,所有反宗教运动的意识形态、管理、压制工具都没有改变。一党制、滥用职权、腐败、酷刑、违法监禁和劳改营等,都没有变。上述极端措施并不象从前那样普遍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大约二十五名主教、司铎仍被关押或者失踪;更多人不得履行牧职。

       当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中国人的支持时,北京便以若望·保禄二世导致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为借口敌视教宗。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不能将波兰天主教会的局面与天主教徒不到总人口1%的中国的情况相提并论。此外,教宗还不仅仅只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反对各种集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式。青年时代,他饱受纳粹主义的折磨。两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美国政府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总之,若望·保禄二世还在会见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时,向他们表达了诚挚的友好态度,例如,同格罗米科外长(1979年)、波兰雅鲁泽尔斯基(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统(1989年)和古巴的卡斯特罗(1998年)。

 

若望·保禄二世身后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派任何代表,出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甚至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表示哀悼先教宗的声明,也未见过多的感情,并在最后再次重申了重复了十几年的先决条件(二OO五年四月四日新华社发)。这位发言人,还把中国的缺席,归罪于台湾总统陈水扁。一个苍白无力的借口,直到最后才找出来为中国不会派任何人出席葬礼的借口!

       如果中国不在乎台湾的行动,派中国驻罗马的大使出席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全世界都会为之喝彩,圣座也会立即表示出赞赏。一方面,北京在一个特殊的、空前绝后的机会,作出了一个十分高贵的举动。四月八日,全世界都将政治与宗教异议搁置起来,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中国却没有出席。

       不久前,梵蒂冈的人士或者接近梵蒂冈的人士纷纷同中国当局接触。媒体出现了立即发表变化的消息,同时,许多混乱的消息不断出台,充分展示出这样写的人,不了解或者不懂得局势的复杂性。

       我想,外交关系和外交能够成为有效的工具,但是,并不是教会的宗教和灵修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中国教会——同历史上的许多教会一样,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都幸存了下来,我看到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这种关系的紧迫性。只要国家和政治领导人不改变,就不会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变化。

       为了中国教会的成长,我则看到其他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在中共领导人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复杂时刻,在牧灵和灵修方面,支持主教、司铎、修女、修道生和教友们。我们特别应该帮助中国迎接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中国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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