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0/2004, 00.0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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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注视着罗马

作者 Gianni Criveller, PIME
与陕西省西安教区主教李笃安蒙席的对话

西安(亚洲新闻)—李笃安主教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杰出人物。李笃安主教生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自一九八七年起,开始担任西安教区主教。他曾经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华大地内外,李笃安主教都被视为“中国官方教会”的精神领袖。近年来,李笃安主教积极活跃在牧灵领域;坚定地捍卫教会的自由和权利。他是一位谨慎而勇敢的牧人,绝对忠实于罗马圣座;在绝不在教会信仰与权利问题上妥协的前提条件下,与政府当局合作。二OOO年一月六日,他果敢而机智地回避了北京违法祝圣主教的礼仪。同年十月,他再度积极参与反对封列一百二十位圣人的政治活动。在此,亚洲新闻发表宗座外方传教会月刊《世界与传教》三月号上发表的,采访李笃安主教的长篇报道。

 

       尊敬的李笃安主教,让我们就从教宗的首席权说起吧……

       教宗是教会的首领,教会的宗徒性就在于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以伯多禄为首的。教宗有权管理和监督整个教会,这一权利包括了选举主教在内。我们从没有否认过教宗的权利,因为这是我们天主公教信仰的基本点。现在,教宗管理教会的权利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总之,在中国我们有支持独立的和民主的管理教会的宗教政策。那么,二者该如何相融合呢?我想圣座和中国政府拥有解决问题的工具。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新主教的选举。在目前局势下,我们不能在未能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祝圣新的主教。如果政府不反对我们提出的候选人,我们就报请圣座批准。一旦教宗没有批准,那么,我们不会祝圣的。

 

       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与圣座之间的外交关系呢?

       我想双方都希望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我认为,教宗本人也是愿意的。目前最大的障碍是选举和祝圣主教。困难是存在的,但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显著进步的。中国政府承认教宗在天主教会中的首席作用。我们公开为教宗祈祷,毫不保留地申明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的教会。我坚信双方之间的距离终将会填平的。

 

       二OO三年,通过了三项有关民主管理教会规则的文件。您对此有哪些看法?

       如果这份文件是根据天主教会传统达成的,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绝对需要维护耶稣亲自定下的教会等级制的作用。宗徒们的继承人主教的权利是真正的管理权。诚然,每一位主教都有他本身的局限性,但他们都应该象一位仆人那样领导教会。然而,主教的权利是名副其实的,是不能缩减成象征的标志的。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主教领导教会。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积极促进平信徒参与教会生活。主教应该开放自己,接纳平信徒的贡献。但,主教始终是领袖,他的作用是不能被架空的!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作用?

       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存在。如果它的作用是将教友们聚集在一起,那么,是不应有问题的。爱国会不能凌驾于教会之上,应该在教会内,在主教的领导下。

 

       您如何看待“地下教会”?

       所有的中国天主教徒都团结在同一信仰中。就我所知,教宗尊重双方团体,号召大家和解、统一。一些地下团体说我们反对教会。我是属于“开放教会”的,但是,我并没有造反,因为我绝对承认教宗的首席权。我们拥有相同的信仰,我们都与教宗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就应该在教会的传统体制和教义中团结起来。

 

       现代化似乎也带来了世俗化。请问教会如何迎接这一挑战?

       世俗化是普世性的挑战,现在已经波及到了中国教会。社会中存在着强烈的金钱意识和享乐主义。我们基督信徒,包括司铎、修会会士和主教,都生活在社会中。显而易见,我们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青年司铎们。他们看到同龄人都富了起来,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相反,中国神职人员的生活是非常艰苦、贫困的,无法满足人的欲望。这是很容易失望的,青年神职人员也不例外。

 

       请问天主教会家庭是如何传播信仰的?

       信仰曾经成功地由父母传给子女。今天,仍然是这样,但是,更困难了。现在,家庭需要得到帮助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他们并不能单独面临世俗化的危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为青年教友举办信仰知识讲座;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活动。现在,当局禁止我们继续开展这些活动。

 

       教会在社会领域开展了哪些工作?

       从二OO二年起,我们教区的社会服务办公室在德国天主教会国际合作组织Misereor的帮助下开展活动,成效显著。我们安排了五名全职的工作人员和三名志愿人员。我们在陕西省各地的贫困农村开展小型计划——打井、开渠、保健;教育、孤儿;援助发生自然灾害的灾区……。我们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不受宗教信仰的限制。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新发展,在这一领域中,我应该说,我们的教区先行一步。

 

       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教会的福传前景?

       我们再次得知许多青年对基督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知识分子也向基督信仰开放了。

 

       在这一领域中,新教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诚然,新教团体正在非常快的成长起来。他们非常活跃,每个人都要“带来成果”,换言之,将新的成员带到团体来。然后,加入团体的人都得到了热情的接纳,比我们要热烈多了。他们向新成员传授的教义都比我们的言简意赅;很容易接受和理解。此外,他们与热爱圣经信仰、不承担经常参与义务和责任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接触广泛。但是,我们应该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无论如何,基督信仰得到了传播。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化信仰,甚至赞赏天主教会教义与传统的宝贵财富。

 

       也就是说,天主教会缺乏传教精神……

       传教精神在中国天主教会内是存在的,并且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我们成长速度缓慢,我们还没有能力接纳社会中所有有兴趣的人。但是,我们将竭尽全力。我是很乐观的,我本人可以证实,近二十年来,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这是中国福传的最佳时机。人们从未象今天这样开放,支持基督信仰。

 

       我们正处在时代更替的时刻,您是否相信年轻主教可以领导好中国教会?

       再过十年,将只有年轻主教来领导中国教会了。我是不在了,但是,我对他们能够胜任充满信心。我相信天主会帮助他们的。

 

       请问意大利天主教会可以从中国教会学习什么?

       我们是一个处在逆境中的教会;我们充分认识到还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地见证耶稣基督。我们不能为意大利教会提供任何借鉴。我们还很贫困,还需要接纳。一九九二年,我曾经去过意大利,参观了罗马、各大殿、宗徒的墓地等。罗马太重要了,因为它拥有宗徒们的见证;那里是首批基督信仰的地方。这是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光荣,他们始终保持了天主教信仰,始终忠实于教会和教宗。我希望我们将继续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学习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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