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朋友、对话者任延黎

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记得这位在北京去世的中国学者。 “作为与毛泽东一起完成长征的激进分子的儿子,他为自己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学习感到自豪。他为利玛窦的列真福事业做出了合作。他像征着中国对世界开放的一个时期。” 信仰,现在急剧减少”。

作者:Gianni Criveller *

米兰(亚洲新闻) - 明天,即7月4日星期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著名天主教学者、79岁的任延黎(Ren Yanli)教授的葬礼将在北京举行。以及基督教研究办公室同一学院的前任主任。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文化和科学实验室,因此具有重要地位并享有相当大的研究自由。

他于6月30日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悲伤。我与任教授和他的妻子王美秀(Wang Meixiu)是有交情的。我们与任教授在北京、香港、罗马、马切拉塔和米兰多次合作。他多次接待我在中国首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做演讲。 1997年,他慷慨地参与组织了那不勒斯神学家布鲁诺·福特(现基耶蒂大主教)在北京学术机构的一系列讲座。

任教授是马切拉塔教区利玛窦列真品委员会成员(2010-2013年),由我担任主席。该委员会中只有两名中国学者,任是唯一的非基督徒。我清楚地记得对着圣经宣誓的那一刻,这当然不是他要求的(但他做了一个有点等价的手势)。他孜孜不倦地做出了贡献,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去年12月17日,教宗方济各对利玛窦神父的英雄美德进行了认可,利玛窦由此成为尊者。

1994年,我在北京遇见了任延黎,这要归功于宗座外方传教士梁作祿神父(Angelo Lazzarotto),他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天主教接触的真正先驱。梁作祿神父协助任延黎进入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并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规定,以一篇关于非基督徒得救的论文毕业。任对自己在天主教大学的学习感到非常自豪,并与讲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任延黎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加深了他对天主教的了解,使他成为最重要的中国天主教专家之一。任延黎对意大利和天主教的了解,使他能够与梵蒂冈负责对华对话的人士,包括重要的枢机主教进行频繁而深入的接触。一位熟悉这一领域的中国神父向我证实,任延黎因其真诚、热忱和坚韧而在中国和罗马赢得了尊重、尊重和信誉。

任延黎不遗余力地努力调和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不同立场。他是一个调解人,一个团结而不分裂的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也并非没有陷阱和困难。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宗教政策对天主教如此不利和怀疑,另一方面罗马教廷渴望天主教徒的对话和自由。

任延黎非常尊重天主教信仰,也非常尊重罗马统治的必然性。他经常告诉我,他努力帮助中国官员理解“天主教徒不是新教徒,因此你不能把教宗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一概念。据《信仰通讯社》报导,任延黎坚称,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是让中国政治家了解天主教会特殊性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改变了几十年来采取的顽固路线。另一方面,任延黎从不鼓励天主教徒软化原则立场,特别是在罗马教宗的角色问题上。

从20世纪90年代到十年前,基督教研究中心在中国蓬勃发展,由所谓的“文化基督徒”领导,即同情基督教信仰并在精神和理想上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学者。任延黎不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他更像是一个在政府机构内部工作的学者。尽管如此,他还是参与了中国对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的高度开放的时期。不幸的是,如今这种开放性已大大减少。

我个人非常感谢任延黎,我认为他是一位忠诚而真诚的朋友,在我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为我的利益提供建议。他在他家里接待了我,并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他的名字延黎的意思是“延的黎明”:这意味着他于 1944 年出生在延安(陕西省北部)。众所周知,延安现在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叙事中的史诗般的地方 是毛泽东长征结束的那个小镇,也是共产党军队重组的地方,为 1949 年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因此,任延黎是与毛关系非常密切的共产党激进分子的儿子,他使 与他一起踏上传奇的长征。在共产主义中国,夸耀自己的出身绝非小事。

年轻时,他受委托学习意大利语,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他和他的上级的计划,就像它对许多在共产党内长大的其他人一样。文革结束后,他被允许继续学习意大利语,于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了米兰。

他喜欢回到意大利,并参观他最喜欢的罗马或米兰的冰淇淋店和比萨饼店。但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允许他外出旅行。如今,感染新冠病毒的任延黎教授不幸去世。我的思绪与他的妻子王美秀的友谊有关,她与丈夫共同研究天主教,也为社科院内部对天主教的同情理解做出了重大贡献。

巴黎外方传教會沙百里神父(Jean Charbonnier)上周也去世了,他将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并编织了脆弱的对话和存在的线索。感觉就像一个真正充满希望的赛季结束了。

我认为无法再写作的梁作祿神父也有同样的感受。任延黎不仅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我们尊敬的朋友,而且他在我们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中梵之间的对话,才失去了一位宝贵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需要团结而不分裂的人; 我们需要桥梁搭建者而不是破坏者。我们需要相信将男人和女人团结在“同一个天堂”的共同人性。许多年前,任延黎告诉我,他不是信徒。不知道他内心有没有什么改变。但我全心全意地希望生命之神不会因为一个好人的存在而感到不满,他为对话和善良而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 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和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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