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新闻/Caa）—按着行程计划，我现在应该身处南非开普敦，出席基督教第三届洛桑会议。然而我却在北京的家中，书写这几天的经历。在刚刚失去两日的自由后，能够有这样的时光，我都会微感“奢侈”。
分别在9月29日和10月12日，有关部门找我谈过两次话。大意是政府认为我们这次参会，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劝说我主动放弃参会。我表达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和公文，我还是要到海关一试，如果不被放行就算了。
我本是10月15日出行，由于北京不少代表反映行动被监管，北京的代表们决定从10月13日（北京的第一个代表出行），就开始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于10月13日上午9点从家中出发，计划在机场三号航站楼与其他代表会合。当我一出家门，发现有两个人坐在我家门口，我不顾他们拦阻，下了电梯。出楼门后有更多人拦阻，也有人打电话请示。我也不对话，一直往前冲，实在走不动时就大声呼救，这样拖拉到地铁。一下地铁，迎面走来几个地铁保安人员，我就再次向他们呼救，自己趁机到了上车处。可能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他们开始强力阻拦，尤其是三个青年小伙子，拦住我上车的门。这时我的父母依约来给我送行李，我就告诉了他们所发生的事。在阻拦者的稍微松懈中，我和我的父母上了地铁。随即听到车外一个人指示：“把她拉下来”，三个小伙子就上车强行要把我拖出去。我大力反抗，坚决不出去，在这个过程，我的手臂和腰部多处受伤。我的父母在旁无法忍受，我的父亲大喝一声“放手！”，我的母亲哀求说：“不要拉她，她的心脏不好”。由于我父母的干涉，我没被拖出去，车门关闭了。我以为他们会继续拦阻我，好在他们跟到机场快轨就回去了。我的父母不放心，一直送我到机场三号航站楼，等我与其他代表会合后才回家。
之前我设想过在家门口被阻拦的可能，我内心也早做出了不反抗的决定。我没有料到当拦阻发生时，我反抗了，而且全力反抗了。我想不出有几个姐妹，在被异性强行拖拉中，会选择不反抗（那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另外，让我极为痛苦的是，让我的父母目睹了他们的孩子被人伤害，不知道有几个父母的心，能忍受这样的过程。
从13日晚上到16日凌晨，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不断重复着“送人”和“接人”的过程。四天中我们共六批人出发，全部在海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被拦阻，无一人出境。之后我们这些人，连同几位来京的外地代表，一起住在郊外的一个宾馆里，我们计划在这几天中，学习洛桑会议安排的以弗所书查经及一些专题。
17日上午，在我们聚集查经的时候，一些国保和宗教局人员进入，宣布我们“在非宗教场所非法聚会”，带四位负责的牧师出去谈话，我们其余的人便在一起祷告及唱赞美诗。等四位牧师回来后，几经挣扎和讨论，最终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主动离开。然而他们没有给我们自己租车回去的机会，各区都来人来车领我们回去，我被迫上了我所在区的车。
在车上，气氛还比较友好。有一个负责人主动提了13日的事，说保安擅自行事，请我们谅解他们的工作。可那天他分明在场，但我不愿细究，告诉他们这件事不用提了，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我真的不准备再提13日的事件了，也就没有上面的描述了。
在车行中，首先我发现方向不对，随后看到路越来越荒僻，我渐渐料到他们并不是按承诺送我回家，而是要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晚上，我们进入山里的一个招待所，其他的车上还有两位与我同区的代表。先是我们的手机、电脑被没收，后被告知不得离开院门。我们每人身后都有几人随行，不让我们自由见面和交谈，每个房间还安排了陪住。
18日早晨，我提出抗议，认为他们无故限制我们的自由是越权行为。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他们进来，自己也不吃饭，不出去，不接受谈话，一直到今天（19日）上午他们放行，我于中午回到家中。我原以为他们会洛桑会议后才放行，都难以相信自己现在真的在家里了。
这一周的事件，对我心灵冲击很大。除了不能出境，许多事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最在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应对。很多应对不是事先筹划的，都是事情临到时的被迫反应，包括写这篇文章，我都怀着挣扎和无奈的心情。我内心一片茫然：如果这次事件还未结束，如果以后再遭遇类似的事，我该如何回应？
北京洛桑参会代表王双燕
2010年10月19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