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尽管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的好感度正在上升，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像亚太地区这样存在如此两极分化的看法。这是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的结果，该调查于2026年2月8日至5月13日期间进行，访问了37个国家的45,658名受访者。调查显示，对北京总体评价最高的国家是巴基斯坦（90%的人持好感），而对北京评价最低的国家是日本（88%）。
谁将中国视为领土威胁？
最重要的数据是关于人们对中国是否构成安全威胁的看法。当被问及对与该地区国家领土争端的担忧程度时，距离北京地理位置最近的国家中，最担心的是日本（88%）、韩国（87%）和菲律宾（86%）。据皮尤研究中心称，这些数值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稳定。澳大利亚紧随其后（73%）。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担忧程度虽然较低，但也仍然很高：印尼为62%，斯里兰卡为54%，印度为57%，泰国为52%，孟加拉国为49%，巴基斯坦为53%。这表明，中国的干涉和恐吓也引起了盟友的担忧。
泰国的担忧程度增幅最大，从2024年的38%上升到2026年的52%，这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趋势相反。尽管两国关系并非总是友好，但与两年前相比，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担忧程度有所下降。这种和解很可能也受到美国行为的推动，尤其是在对待德里方面。在华盛顿加征关税后，德里与北京重新建立了联系。
类似的问题也被作为开放式问题提出：受访者被问及哪个国家对他们而言构成主要威胁。菲律宾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76%），其次是日本（53%）和澳大利亚（52%）。在韩国，中国并非首要威胁，因为朝鲜占据了这一位置（43%的受访者认为朝鲜构成威胁），但中国仍然位居第二，占比3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54%的受访者认为巴基斯坦是主要威胁，而中国以21%的比例位居第二。
孟加拉国、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这些国家，只有十分之一或更少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而且通常将其排在美国之后。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正是将中国视为首要盟友的比例最高的国家：在巴基斯坦，这一比例高达75%，占压倒性多数。
收入差距逆转了数据
该报告还证实了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个趋势：在亚洲中低收入国家中（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中国形象比在该地区较富裕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之间更为积极。皮尤研究中心计算得出，在37个国家中，人均GDP与对北京的好感度之间的相关性为负值（-0.50）。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对中国的好感度就越低。
新加坡是唯一的例外：尽管新加坡在受访国家中人均GDP最高，但仍有73%的居民对中国持好感。这可能与新加坡的人口结构有关。在该调查的上一期报告中，皮尤研究中心曾指出，在华裔公民中（约占总人口的70%至75%），对北京的好感度特别高（71%），但大多数非华裔新加坡人也对中国持积极态度（59%），这表明仅凭族裔因素无法解释如此高的支持率。很可能是因为许多以新加坡为贸易和金融交易基地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的表现优于美国，正如当地媒体分析的那样。
继巴基斯坦（90%的人口对北京持好感）之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好感度也非常高，马来西亚为75%，印尼为72%，泰国为69%。尽管在泰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仍然占多数，但与去年相比下降了1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好感度从64%上升至75%。而新加坡的信任度则从65%跃升至73%。印尼在经历了近年来的下滑后，稳定在72%左右。然而，该报告缺乏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数据，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往往较为复杂。特别是河内，尽管经济相互依存密切，但由于南海争端，河内仍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对习近平的信任与个人自由
即使在那些将中国视为领土威胁的国家，当被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是否会“做正确的事”时，也有很高的比例：83%的巴基斯坦人表示信任他，而日本人只有7%。在东南亚，这一比例仍然很高：新加坡为67%，马来西亚为66%，印尼为62%，泰国为53%，菲律宾为50%，给人一种势均力敌的印象。在这里，4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可靠的伙伴，45%的人认为北京尊重其公民的个人自由。
在这一问题上，巴基斯坦再次脱颖而出：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尊重本国公民的权利，而日本人和韩国人持此观点的分别仅为6%和10%。在泰国，58%的受访者持此积极观点，马来西亚为60%，印尼为66%。这些数字远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认为北京尊重个人自由的比例很少超过20%。
同样，毫不意外的是，在受调查的亚洲国家中，印度在几乎所有指标上的评价都最为负面：3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为全球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而25%的受访者对习近平主席抱有信任。
年龄和政治倾向
按年龄和政治倾向细分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块拼图。几乎在所有地方（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以及印尼、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年轻人对北京的看法最为积极。而在韩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只有21%的18至34岁人群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而50岁以上人群的这一比例为35%。对习近平的信任度也呈现同样的趋势：年轻人中只有8%，而老年人中则高达34%。在泰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50岁以上人群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信任度（60%）高于年轻人（45%）。
菲律宾的代际差异在所有亚洲样本中最为显著：18至34岁的菲律宾人中有47%对中国持积极看法，而5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27%持积极看法。在对习近平的信任度方面，这一差距更为明显，分别为61%和32%。这一数据应与中国被视为主要威胁的比例（76%）结合起来解读：这种看法似乎主要来自年长一代，而菲律宾年轻人的观点则显得更为平衡。相反，在印度尼西亚，代际差距较小——年轻人中这一比例为76%，50岁以上人群中为64%，两者仅相差12个百分点——这表明对北京的积极态度在整个人口中普遍存在。
从意识形态上看，日本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并不明显：左翼、中间派和右翼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同样负面（持负面意见者分别占80%、88%和90%），即使在进步派群体中，对中国的好感度也不超过20%。然而，在韩国，社会再次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政治立场影响巨大：43%的左翼人士对中国持好感，而右翼人士中只有17%持好感；对习近平的信任度也从左翼的40%到右翼的14%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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