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在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的瞻礼日，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今天纪念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他于1226年逝世。他的教诲如同种子般迅速从意大利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许多亚洲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时至今日，数以千计的方济各会修士、修女和第三会成员，追随亚西西圣人的足迹，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实践着他们的圣召，延续着这一传统。
早在13世纪，方济各去世几年后，方济会修士便抵达亚洲。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乔瓦尼·达·皮安·德尔·卡尔皮内（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他于1245年受教宗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作为使节前往蒙古。他前往哈拉和林大汗宫廷的旅程，留下了最早可靠的蒙古帝国记录之一，开辟了欧亚之间的外交和资讯管道。几年后，来自佛兰德斯的鲁布鲁克的威廉进行了一次更为深入的考察（1253-1255年），在中亚各民族中生活了数月之久。乔瓦尼·达·蒙特科尔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随后领导了首次在中国建立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尝试（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作为北京天主教团体的创始人及北京首任总主教，他翻译了礼仪文本，并致力于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本地教会。然而，大约在1321年，包括托马索·达·托伦蒂诺（Tommaso da Tolentino）、贾科莫·达·帕多瓦（Giacomo da Padova）、德米特里奥·达·蒂夫利斯（Demetrio da Tiflis）和伯多禄·达·锡耶纳（Pietro da Siena ）在内的一群修士在塔那（今孟买附近的塔那）殉道。但他们的鲜血却成为了方济会在印度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蓬勃发展的种子。
时至今日，方济各会的遗迹仍遍布亚洲大陆；其中最古老的例子之一是位于印度果阿的圣方济各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517年，现存建筑则于1661年竣工。它由葡萄牙方济会修士建造，是果阿历史街区教堂和修道院群的一部分，该街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更古老的是位于喀拉拉邦科钦的圣方济各教堂，其历史可追溯至1503年。教堂最初由葡萄牙方济会修士以木头和泥土建造，后来改用石头重建，被认为是印度最古老的欧洲教堂之一。它尤其以安葬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遗骸而闻名。达·伽马于1524年在科钦去世，这位航海家的遗骸在教堂内安葬了十四年，之后才被迁至里斯本。
在菲律宾，位于奎松市圣弗朗西斯科德尔蒙特的圣佩德罗·包蒂斯塔（San Pedro Bautista）圣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90年：它由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佩德罗·包蒂斯塔（即后来的长崎殉道者）创建。这座圣殿保存了群岛上最早的方济会传教点的悠久历史，还包括一个古老的地下洞穴，修士们曾在那里祈祷和冥想。同样位于马尼拉的还有圣塔安娜教堂，其传教点建于1578年，而目前的石砌建筑则建于1720年至1725年间。它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第一个在马尼拉王城（Intramuros）之外建立的方济会传教点。王城是菲律宾首都的历史中心，也是西班牙统治时期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说到圣佩德罗·包蒂斯塔在日本的传教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在1594年于京都建造的圣玛利亚天使教堂。它旁边曾有一间拥有50张床位的医院，专门收治病患。这些建筑在反基督教迫害期间被摧毁，但它们的故事在日本方济会殉道者的历史中得以流传。
在中国，继乔瓦尼·达·蒙特科尔维诺的首次尝试（因明朝的到来而被迫中断，明朝铲除了被视为“外来”的社区）之后，如今与亚西西圣人纪念相关的最重要场所是位于陕西省省会西安的圣方济各主教座堂。这座教堂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出典范，由一群意大利方济会传教士于1716年清朝初期建造。教堂融合了灰色砖瓦和中国传统屋顶，以及西方建筑元素和彩色玻璃窗。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教堂被改建为工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放。 2016年，当地天主教社群隆重庆祝了建堂三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一盛事，主教邓明彦（Antonio Dang Mingyan）向亚西西修会请求捐赠圣方济各的圣髑。这份礼物满怀喜悦地送达，至今仍受到西安信徒的敬仰。邓明彦主教当时说：“我希望天主教徒能以圣方济的信仰为榜样，谦逊简朴地生活，追求和平，热爱自然。”
最后，方济会在亚洲的影响力近期又添一例意义非凡的例子：位于南北韩非军事区（DMZ）三、八线沿线共同警备区（JSA）的南韩天主教小教堂。三八线是南韩和北韩的分界线。这座小教堂于2019年落成，是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和解祈祷的场所。它的设计仿照了位于阿西西圣玛利亚天使圣殿内的波尔齐翁科拉小教堂（Porziuncola）。圣方济正是在那里创立了方济会。在世界上最紧张的军事前线之一，重建这座象征着“尘世一隅”的简朴小教堂，传递和平与谦逊的信息，体现了阿西西圣人所宣扬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