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 遗憾的是，在已经过半的禧年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却很少。但教宗方济各在《Spe non confoundit》敕令中指出的主要主题之一，就是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这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尤为突出。方济各不仅敦促经济发达国家本着禧年精神，向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伸出援手，展现出团结互助的姿态。贝尔格里奥的诉求远不止于此：他希望圣年成为人们构想一个“全新金融架构”的契机，以纠正一个病态的体系。
众所周知，教宗方济各于4月21日逝世。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今天在梵蒂冈正式公布。在宗座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大会发布了《禧年报告》。这份报告由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撰写，他们近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这项研究的牵头人，他与宗座社会科学院共同开展了该项目。最终成果是今天发布的28页指南，不仅包含分析和原则，还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技术建议，指导如何改革病态的国际贷款体系。该体系已使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97万亿美元，全球33亿人生活在被迫将更多资金用于债务利息而非神圣性和教育的国家。
《禧年报告》明确指出，债务问题的背后有许多责任方。一方面，“债务国政府过度举债，通常利率过高，期限过短”，只着眼于短期利益；另一方面，“债权人明知贷款条款意味着重大违约风险，但现在风险已成现实，却不愿提供恢复债务可持续性所需的减免。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则鼓励了双方的这种行为”。正因如此，该报告主张启动“重债穷国二号”（HIPC 2），这是国际社会为重债穷国提出的一项新的特别倡议，类似于1996年启动的、在2000年圣若望·保禄二世发出类似呼吁之际达到顶峰的倡议。
但圣若望·保禄二世指出，免除那些今天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的债务只是第一步。为了避免我们周期性地陷入这种情况，当今扭曲的经济机制需要改变。报告指出，当今金融体系的症结在于：风险分配严重失衡，贫困国家承受的冲击远甚于富裕国家。“人们可能会认为，富裕国家更有能力吸收风险，因此应该…使其远离发展中国家，充当了减震器。这正是标准有效市场经济理论所预测的。但事实却截然相反。在全球经济形势良好时期，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当动荡来临时，资本则流向被认为更安全的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对全球北方国家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对全球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因此，真正的挑战是纠正这种扭曲。只要我们接受——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一壮举就有可能实现。《禧年报告》所建议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新机构正是由此而生。其中之一：今天，没有一个国际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该文件指出：“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一个国际破产法院，类似于大多数国家的破产法院，以公平有效地评判债务解决方案。” 但与此同时，也建议对评级机构进行改革。目前，评级机构是私营实体，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可靠性及其利率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这些机构可能会被迫与一家遵循透明标准的公共全球评级机构合作。
更广泛地说，根据《禧年报告》，应始终遵循两个标准：绝不允许一个已经因债务而陷入危机的国家被迫继续向债权人支付超过其实际收到的利息；在摆脱危机的措施中，应优先考虑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措施，而不是仅仅为了最终目的的紧缩措施。
“继续偿还不可持续的债务，看似是短期内避免冲突的一种方式，”作者写道，“但实际上，这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它会导致经济停滞，侵蚀公民的信任，并摧毁债务解决应能带来的复苏希望。这只不过是拖延问题：拖延违约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对受影响的国家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缺乏全球共识不能成为僵化的借口。“当务之急在于，秉持这一理念的各方亟需联合起来，组建自愿联盟以缓解众多发展中国家承受的压力。具体行动包括：提供资金支持、参与重大债务重组、推动法律修订、促使多边机构政策变革，乃至构建诸边合作机制。”他们总结道，“报告总结称，尽管任务艰巨，但有时由志同道合成员组成的小型联盟，其成效甚至可能优于那些虽规模庞大却因强国掣肘而难以采取正确集体行动的普遍性组织。即便当前阴云密布，希望之光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