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在线心理咨询来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数字心理健康干预（简称DMHI）在新冠疫情期间迅速普及，并在此后经历了显著增长，在医疗保健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顾名思义，数字心理健康干预利用网站、移动应用程序、聊天机器人和短信等工具提供心理和心理治疗支持服务。以中国为例，最常用的平台包括微信（一款流行的中国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应用）、简单心理、壹心理、好医生（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好医生或好医生在线）以及平安健康。
这些平台提供的功能包括：通过视频通话或聊天与专家进行远程会诊；通过渐进式沉浸式场景暴露疗法治疗恐惧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专门为管理失眠等特定障碍而开发的软件，通过引导式练习和监测功能提供帮助；以及用于追踪情绪、发送提醒或辅助治疗师临床工作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干预措施被认为是对患者现有传统疗法的补充和强化。
合格服务提供者短缺
正如最近发表在国际期刊《npj Digital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数字心理疗法在中国取得成功归功于多种因素。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显著上升，约有1.3亿成年人受到影响。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压力，导致民众对情感支持和心理治疗的需求激增。最常见的问题包括情绪障碍、焦虑障碍以及与物质滥用相关的问题。
尽管公众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只有不到30%的心理困扰患者能够获得合适的治疗。长期以来，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高质量的医疗设施和合格的医生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则几乎缺乏这些资源。此外，心理健康问题至今仍伴随着根深蒂固的污名，这导致许多人因羞怯、恐惧和偏见而避免亲自寻求心理咨询服务。
尽管自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投资建设精神疾病治疗基础设施，但抑郁症和焦虑症等严重精神障碍的治疗仍不尽如人意。此外，该领域的专业人员数量仍无法满足需求。
鉴于上述情况，数字心理支持干预无疑提供了一种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这样的国家，96%的人拥有智能手机且熟悉科技，数字心理健康干预不仅具有经济优势，还能弥补国家医疗体系的不足，甚至能够覆盖那些最偏远的地区——在那里，传统的面对面心理健康服务十分匮乏或根本不存在。
网络心理测试泛滥
虽然数字技术使心理治疗更加有效和便捷，但也为伪科学信息在非官方渠道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中国网络充斥着大量可靠性存疑的心理人格测试，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心理自查”热潮。与此同时，一些既无专业资质也无临床经验的网红正在网上兜售课程和咨询服务，自诩为“导师”或“疗愈专家”。
通过随意使用诊断标签和行业术语——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情绪波动”等等——这些网络内容中反复出现基于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的叙事。人际冲突几乎总是被归因于原生家庭，个体差异被不加区分地贴上“人格障碍”的标签，而暂时的情绪波动则总是被归咎于心理创伤。即使是短暂的情绪波动、正常的日常人际紧张和意见分歧也被放大和夸大，并被当作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先天性人格缺陷来对待。事实上，只有当内容能够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时，它才更有可能走红并为创作者带来利润。
这种趋势非但没有提升情商和促进心理沟通，反而加剧了集体焦虑，引发恶性循环：越是探究，越是担忧自身状况；越是寻求诊断，健康状况反而越恶化。
要验证这种现象，只需浏览中国应用程序微信的“热门”版块。在这里，你会看到诸如“为什么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父母会嫉妒自己的孩子？揭示四大主要原因”、“身份认同不稳定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工具性’”、“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从小就被爱着”、“‘竞争型大脑’：学校遗留下来的废物”等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出处往往难以辨认。
正如业内专家所呼吁的那样，当局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内容创作者的专业资质审核机制，并建立一套严格的处罚制度——包括对违规者处以重罚，甚至关闭违反规定的社交媒体账号——才能消除心理学领域伪科学传播所造成的混乱，并遏制那些损害用户利益的投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