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北京正处于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时刻的前夕：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此次全会预计将是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习近平时代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年后的2027年10月举行。未来几天将召开的全会之所以备受期待，还因为其议程内容——据官方机构宣布，会议将研究有关“党的全面、严格自我管理”的最重要问题，政治局将就此提交一份报告。其公开目标是让党内干部“更加服从、负责和高效”，确保领导层的决策转化为切实成果。
自2014年以来，“从严治党”一直是习近平战略的基石。它涵盖了思想教育、职业监管、行政监督，以及——最引人注目的是——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打击腐败、遏制浪费、纠正统计数据造假，以及打击那些纯粹为了追求政治曝光度而设立的项目，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遏制权力滥用与清除那些被认为对总书记“不忠诚”的人员，两者之间的界限始终十分模糊。
纪律还是效率？
习近平认为，一个纪律更严明、权力更集中的政党，将更有能力进行治理，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进一步收紧管控，真的能改善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体系这样复杂的“机器”的运作吗？这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网站近期发布的一篇分析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该文章由“中国分析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的三位专家——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洛桑次仁（Lobsang Tsering）和王圣宇（Shengyu Wang）——共同撰写。他们指出，管控北京的政治精英，与管理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并确保其决策在广袤而复杂的国土上得到贯彻执行，完全是两码事。习近平经常点名批评那些口头上宣称效忠领导层，但实际上却无视、拖延或规避中央指令的官员。还有些人则回避责任，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试图在上司面前提升自己的形象。
托马斯、次仁和王所作分析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些整顿行动所带来的矛盾效应。在中国，地方党政官员面临着日益增多的要求和不断变化的目标；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提供大量文件，证明自己已落实了上级指令——而他们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往往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可能比缓慢解决结构性问题更为划算。一个引人注目的工程能让上级在官方视察时有所展示，而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举措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见效。
官方发布的数据印证了这种日益加剧的压力。因“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而受到惩处的官员人数，从2023年的约4.6万人上升至2025年的11.8万人。此外，2026年前八个月的受惩处人数，比2025年同期又增加了16%。2025年，近九成的惩处案例涉及失职、不作为、违规行为或敷衍塞责。习近平推出了一套评估体系，旨在奖励那些能带来长期成效的工作，同时惩罚那些毫无意义的项目、朝令夕改的政策以及监管不力等行为。然而，对惩处的恐惧可能导致官员为了规避风险而变得畏首畏尾，从而抑制了探索与创新。
军队中的“反腐斗争”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腐败。习近平将腐败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生存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2025年，纪检监察部门发起的调查案件总数约为101万起；相比之下，在习近平上台前的2012年，这一数字约为15.5万起。全会可能会针对战略决策、公共投资及支出引入更多监督形式，并加大对数字数据的利用，以识别可疑行为。此外，还有推测认为，对于下属违规的官员，可能会实施更严格的问责制。然而，纪律虽然一方面可以减少腐败和浪费，但并不能自动保证行政管理更加高效。如果仅仅激励官员避免犯错和受罚，结果可能会导致行政瘫痪。
这种清洗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表现得尤为明显：托马斯、次仁和王估计，综合考虑被免职者和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目前中央委员会可能仅剩下161名正式委员和130名候补委员——即2022年上一届代表大会所任命人员的四分之三多一点（具体比例为77.4%）。这些空缺中，很大一部分与习近平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开展的整肃行动有关；此前，2023年爆发了火箭军采购丑闻。在202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44名军方将领中，只有张升民和董军既未被清洗，也未“失踪”。同样，23名军方候补委员中，似乎也仅有12人仍在履行职责。中央军委目前的构成显得极不寻常，仅剩下两名成员：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以及在去年全会上被晋升为副主席的张升民上将。其余五名原成员——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立和苗华——均已被清洗。
这次全会或许能提供一个机会，至少部分重组中央军事委员会。但尚不清楚总书记是会立即进行新的人事任命，还是仍打算等到2027年的党代会。
目前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将在明年的代表大会上寻求第四个任期；他在人事任命、管控机制以及安全机构方面的影响力，使得其他高级官员几乎没有空间组织起任何形式的抵抗。与此同时，未来领导干部的选拔工作很可能已经启动，重点关注那些相对年轻、具备专业技术背景，且与最高领导人政治网络存在关联的省级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