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尤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当代神学家之一，于6月3日在祖国德国去世。他是我神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参考作者之一：我记得，曾读过并研究过《希望神学》（1964年）和《被钉十字架的上帝》（1972年），这几本书已成为当代神学的经典著作，且对我的信德思考和神学论文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阅读莫尔特曼的启发下，我长期坚持十字架神学的思想，不断反思人类痛苦的神学论题。
莫尔特曼是一位长期回答“奥斯威辛之后如何研究神学”这个问题的作者。这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折磨：德国陷入的战争悲剧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在他的家乡汉堡遭遇轰炸时，身边的士兵被炸弹炸死。莫尔特曼不停地自问为什么他的同伴死了，而不是他。这位幸存下来的年轻士兵经历了入狱的戏剧，从那时起，来自非宗教家庭的他开始反思生命的奥迹，直至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用生动感人的语言描述了这个过程：“不是我遇见了基督，而是基督遇见了我”。 莫尔特曼涵盖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要的神学主题：希望与未来；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死亡；解放与政治；每一种神学的背景；创造与生态。他是把圣神的行动、天主之国和教会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学家之一，并克服了对天主在教会和世间行动的宗派、狭隘和窒息的看法。
他的神学言论始终是普世主义的，即不同信仰的信徒和思想家可以分享的。莫尔特曼对其神学道路进行了精彩的融会贯通，指出“新教是我的起源，普世主义是我的未来”。因此，他深受神学家和基督教各派信徒的喜爱和赞赏，尽管有时候他对天主教的开放态度并不被看好。瓦尔多神学家富尔维奥·费拉里奥（Fulvio Ferrario）在最近几天撰写的一本精彩的传记中见证了这一点。他回顾道，1985年，应罗马瓦尔多系之邀，莫尔特曼谈到了教会中的团结事工，即希腊语的“episkopé”，强调该事工是由“episkopos”（即主教）行使的。“普世教会也需要一个普世主教。为什么不是罗马主教呢？”在场的人的反应并不积极。
莫尔特曼在蒂宾根市去世，享年98岁，他曾在那里任教数十年。图宾根是当代基督教神学的首都：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和孔汉思（Hans Küng）也曾在那里任教。
孔汉思和莫尔特曼是挚交，两人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曾在北京认识孔汉思（我在他去世时为其撰文），在香港认识了莫尔特曼。我们曾以不同的身份与中国基督教研究所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具有强烈普世使命的路德会中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复兴和文化基督教现象。
去年，一本名为《莫尔特曼与中国：香港与北京的神学邂逅》的著作在香港出版。本书呈现了这位德国神学家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与中国各大学人文学者的对话，从香港到北京。其中最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当属：卓新平、何光沪、杨惠琳（我也曾与这几位北京学者有过紧密的合作）；来自香港的 Jason Lam 和 Lai Pan-chiu。
这些学者属于我上面提到的文化基督徒群体，他们标志着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对话的春天。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刘晓风受到了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对基督教信仰坚持的启发，尽管她不属于教会（这里我不深入有关薇依临死前领洗的细节，这个论题我在别处探讨过）。中国文化的基督徒从学习开始接受基督教，而不是从教会的宣讲或灵修研究开始。一些文化基督徒通过信仰行为信奉耶稣，同时避免进入受政治当局宗教政策控制的教会结构。现在，不幸的是，在中国化这个民族主义政策的背景下，表达和传播这个运动的机会日益减少。
莫尔特曼及其天主教同行孔汉思都认识到在中国神学道路的尊严和诚意，无论这有多么争议、不寻常，甚至受到传统圈子的质疑。后者认为文化基督徒过于学术化和知识化，而不是非常教会化和精神化。莫尔特曼对与中国基督教学者对话的承诺并不是零星的或肤浅的。他真诚地接受了神学挑战的复杂性，并没有回避基督教信仰与中华民族文化在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当代背景下的对话。
莫尔特曼成为文化基督徒和福音派神学家中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后，他有勇气和奉献精神探索香港和中国以外鲜为人知的话题。即使在从香港到北京的不同背景下，他也没有放弃展示神学批评的相关性，从其鼓舞人心的原则出发：教会的使命在于圣灵的力量，为建设神的国度服务。
大图中：莫尔特曼与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熙楠合影。另一张照片：莫尔特曼在北京与一些基督教学者的合影，以及他的著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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