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pg&w=3840&q=75)
米兰（亚洲新闻）－一个名为“耿同学讲故事”的帐号近日在中国网路上迅速走红。帐号主人耿洪伟（Geng Hongwei）拥有扎实的学术背景：他先后在吉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
根据网路资料显示，耿洪伟因拒绝配合导师進行实验数据造假而选择退学，轉型为全职科普博主。
自今年4月以来，耿洪伟一直利用短视频平台倡导“学术打假”之路。他以真名发布报道，直接指多所“985/211”（政府于1995年启动的旨在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的计划）重点高校的知名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Nature)上发表涉嫌伪造数据的文章。
此次曝光涉及六所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涉事人员多为学术权威，包括学院院长、校长級別，以及“国家杰出青年学者”、“长江学者”等荣誉称号获得者。
面对舉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迅速做出反应，相继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将涉事学者免职或降职。
然而，随着媒体报道进入第三个月，一些大学的反应已显露遲滯；此外，随着网络公共讨论中热点话题的快速更迭，公众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反映出一种“审美疲劳”。尽管如此，耿洪伟的一系列爆料无疑再次暴露了中国学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1.7万篇中国作者论文被撤稿
事实上，学术不端问题早已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早在2024年2月，《自然》杂志新闻版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首次开展全国性撤稿和学术不端审查》的文章，指出截至2021年，中国作者的撤稿论文数量已超过1.7万篇，使中国与沙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并列全球撤稿数量最多的国家之列。几年过去了，耿洪伟的揭露再次证实，这个问题在中国依然十分严重且根深蒂固。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呼吁建立科学论文撤稿报告和审查机制，但问题的根源远不止于监管合规，而是深植于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监督机制以及社会治理文化之中。
检视中国大学的发展：自新千禧年伊始，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中國國家教育當局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仅有1,054所大学，400,700名专任教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年招生人数为51,10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1,000人）。至2020年，全国大学数已达2,733所，研究生新生入学人数增至110.66万人（其中博士生11.6万人），全职教师总数增至183.3万人。
在高压的评估体系下，大多数高校将顶级期刊论文发表视为授予博士学位和晋升教职员工的严格标准 ”硬指標”，迫使科研人员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人员而言，在国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目标。
权力结构失衡的展现
人文社会科學领域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5年2月发表的研究数据，中国C级期刊的论文发表量长期维持在一定規模：1998年至2021年间，论文发表量在6万至10万篇之间波动，而近年来则稳定在7.5万篇左右。
然而，出版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加剧了青年学者取得资源的困难。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自2017年以来，中国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论文数量每年稳定增加约1,000篇。对于某些学科，特别是那些内部管控严格的学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也引发了评价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据业内一些专业人士反映，同一本开放获取期刊在不同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评估中，有时被认定为“权威期刊”，有时却被归类为低级期刊。这种学术标准的片段化以及评估体系内部过度竞争，已成为学术活动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学术评估体系的異化，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在资源高度集中的科学研究模式下，某些学术权威利用公共资金进行利益交换，严重违反学术伦理，败坏教学风气。
从中央翻译局前局长易俊青的案例，到近期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的案例，此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高校权力滥用问题的反思。此外，在完全基于绩效的评估体系下，一些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经常出现导师将学生视为“科研劳动力”的情况，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甚至造成严重的悲剧后果。
篡改科学研究资料只是大学诸多顽疾的表现：权力结构失衡、以绩效为导向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功利主义，以及内部监督机制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