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新闻网）—为什么中国当局如今如此执着于阻止儿童参加教会活动？一位居住在中国的《亚洲新闻》消息人士透过这篇报导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从对中国学校日常教学实践的观察开始。这些学校——除了传授学术知识外——还灌输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体系是能够揭示社会思维模式的关键问题之一，尤其能够揭示党如何透过塑造“群众”来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统治。
在中国，学校的作息时间通常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各地和学校略有不同）；之后，学生不回家，而是留在教室继续学习。
回家后，学生吃完晚饭，会花大约两个小时做功课。有时，他们会更早到校，大约七点，进行几个小时的额外阅读。
同样，晚上他们可能会留在教室到九点或十点，进行额外的练习或测试。这是周一到周五的日常安排；而周六和周日，学生们则会参加“周末学校”，在那里练习英语、音乐、资讯科技、书法等等。
光是课程表就足以体现学生所承受的压力，但更迫切、更重要的还是教学方法和课堂氛围。
一切都围绕着死记硬背；每个科目都要死记硬背，并被分解成一系列练习，这些练习也必须死记硬背。没有口头评估，也没有复习环节——事实上，复习被认为是错误的：一个好学生应该记住练习题的正确答案，并能被动地记住它们，这样才能在考试中回忆起来。
实际上，考试几乎都是已经做过的练习题，学生必须回忆答案；因此，练习题重复得越多，记忆就越牢固——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作业如此繁重的原因。因此，每个学生的成绩都基于一个客观分数，而这个分数又来自他们的记忆力。
“做事只有一种方法”
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在中国，我们不重视多样性，做事只有一种方法，你必须用这种方法；没有创造性的空间。中国人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这就是学校教我们的：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能问为什么。”
这正是推动标准化的关键因素：没有“为什么”。学生从小就被反覆灌输这种观念，这也成为许多关于教育体系的讨论的反覆出现的主题：“我们被教导说没有‘为什么’。”这种假设进而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每一个存在主义、文化和政治问题：“没有‘为什么’；我们是中国人； “在中国，事情就是这样做的。 ”
一位最近皈依基督宗教的女士告诉我，她小时候非常痛苦，因为“我内心有很多疑问，我问老师和父母很多问题，但我得到的唯一答案是：没有理由。 ”
直到我发现了福音，我才终于意识到，其实是有理由的。 ”或者，又有人说，“政府只关心我们不要思考；他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只会做作业和刷影片的机器。 ”或者，“只有结果和外表才重要；你不能思考，你不能理解过程——事实上，没有理由。 ”
拥有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或至少不符合单一的学生模式，从一开始就会让你失去资格，成为老师和家长批评的目标。
因此，没有“更适合”某个科目或个人倾向的空间，因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是一种成为优秀学生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方法，这些成绩将使你将来能够进入顶尖大学，从而找到一份好工作。显然，在这种体系中，残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认知差异都没有被考虑。
此外，每个班级大约有四、五十名学生，同学之间并非“朋友”，而是需要战胜的竞争对手。因此，老师并非与学生建立关系、了解学生的人，而更像是不加批判的评估者，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成绩压力。
基督徒父母面临的困境
这一切大多被人们被动地接受（部分原因是人们不了解其他教育体系），唯独基督徒例外，他们往往能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和扭曲之处。
许多父母向我倾诉了他们的困境：他们觉得自己被困在束缚之中，进退维谷，明知这套体系的危害却无力反抗。而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在中国社会意味着要给孩子施加压力，让他们取得符合社会期望的成绩。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困境：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一个疏离的体制所伤害，与此同时，他们也承受着所有父母都渴望孩子拥有最好的未来——而这种“最好”在中国社会却意味着无休止的家庭作业、死记硬背和“毫无意义”的考试。
我认为，最近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会或接受党所规定的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的规定，也必须放在这个教育背景下理解。信仰教育能够启迪心智、解放思想、培养批判性思维，并将群众转化为民族——换句话说，它触及了所有压迫性体制最恐惧的核心。
中国天主教界存在着一种“舆论”，私下不断重复着“教育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绝非偶然。
人们质疑的并非压力、课程安排或大量的考试——毕竟，基督徒是中国人，因此他们几乎从不把繁重的课业负担视为真正的问题——而是不加批判的死记硬背，以及由此导致的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缺失。
矛盾的是，正是对儿童教育的打压，才更清楚地凸显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缺乏自由。
剥夺了家庭以信仰教育子女的机会——也就是说，剥夺了他们意识到体制弊端与履行父母社会责任之间的那条出路——更加清晰地表明，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自由始于思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