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四十年来，想要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南方，投向作为中国主要经济引擎的广东省。然而，2026年第一季度的各省数据表明，内部经济平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有16个省的经济增长低于5%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上年同期只有10个省。经济放缓的趋势普遍存在，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也凸显了中国经济重心正从南部沿海省份逐渐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
广东的衰落与江南的崛起
广东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经济改革试验的摇篮。20年前，广东的人均GDP位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下辖的九座城市在该指标的全国排名前二十五位中占据九席。如今，仅剩三个城市位居前列。深圳在2005年曾位居全国第一，如今已跌至第六；广州（广东）从第八跌至第二十二；珠海则从第三跌至第十六。此前推动它们崛起的主要因素——毗邻香港和澳门——随着香港经济影响力的逐渐萎缩而失去了动力。广东依然拥有华为、腾讯和比亚迪等大型创新企业，但最先进的创业生态系统已向其他地区集中。一个不太明显但却十分重要的限制因素也造成了沉重打击：广东没有大学跻身全国排名前十。
这场危机对广东的传统制造业中心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冲击。佛山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家具、陶瓷和家电的主要生产中心之一，但其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2%，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房地产危机导致建筑材料和家具需求萎缩；另一方面，美国关税问题打击了低附加值出口。这些影响在当地也显而易见。许多工厂倒闭，许多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因失业而滞留。与此同时，大型家具展厅里，空置的展位占据了整层楼。
江苏和浙江这两个位于长江南岸、历史上被称为江南地区的省份，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江苏省人均GDP已跃居全国各省之首，浙江省攀升至第三，而广东省则下滑至第四。若逐一考察各座城市，这种变化就显得更为明显。二十年间，苏州从第二十五位跃升至第七位，无锡从第十一位升至第五位，南京从第三十一位升至第十一位。如今，江苏省有七个城市跻身全国前二十五名，浙江省则有四个。
这种变化体现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新五年规划的优先事项中，该规划将该地区定位为战略产业中心。浙江省省会杭州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领军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DeepSeek和Unitree等公司的发展，这些公司都围绕着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而成长起来。在生物制药领域，像药明生物这样的行业巨头则已在杭州、苏州和无锡建立了覆盖范围广泛的事业布局。
这两个高科技中心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部分原因在于顶尖学术机构的存在。《经济学人》的一项分析发现，浙江大学在将杭州打造成为创业中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颇为相似。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一直稳居全国前十，与上海及邻近的安徽省的几所高校并列。
各省困境与数据问题
仅仅将广东与长江流域进行比较不足以解释当前的情况。中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困境，呈现出日益分裂的局面。位于东北的辽宁省长期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第一季度仅增长2.8%，远低于4.5%的年度目标，同时固定投资下降20%，零售额也基本停滞不前。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经济增长率停滞在3%，消费水平持续下滑，中国社交媒体上常以一句广为流传的调侃来概括其现状，称湖南已沦为“华中地区的辽宁”。陕西省也正经历着一段艰难时期：该省高度依赖汽车工业，今年第一季度汽车产量减半，甚至在GDP规模上被江西省超越。
要充分理解这些数据，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问题。许多地方官员数十年来系统性地夸大经济统计数据，试图以此谋取个人晋升，以至于各省的GDP总和经常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国家统计局对几个省份的数据造假行为进行了处罚。1月，习近平要求地方官员重新审视其考核标准，试图打破“数字造就官员，官员造就数字”这一讽刺性说法所概括的恶性循环。次月，共产党发起了一场为期五个月的内部运动，旨在遏制那种只关注数字和增长目标的政治文化。因此，地方数据的恶化可能部分源于对现实情况更加客观的呈现。
一个多速发展的国家
北京方面决定将经济增长目标首次下调至5%以下（设定在4.5%至5%之间），这是该国意识到自身正步入一个新阶段的体现，这一阶段的发展节奏将比过去更为温和。这一转变正值中国经济面临房地产市场萎缩、地方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需要重新规划整个产业园区等多重挑战之际。
中国内部差异化日益明显。一些科技中心持续蓬勃发展，而大片地区仍在苦苦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在海外仍然普遍存在的“紧凑统一”的形象，有可能掩盖了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将在未来几年对北京的政策选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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