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教将被长崎原子弹轰炸受损的圣母像携带前往美国

11月底,中村总主教将前往美国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出席有关《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会议,并携带这尊已成为和平象征的圣母像同行。他向《亚洲新闻》讲述其教会如何追随日本殉道者的足迹前行,并呼吁重新发现日本的 “福传精神”。他还表示,移民群体是 “信仰的榜样”。

作者:Dario Salvi

米兰(亚洲新闻)—— 今天的日本是一个 “传教国家”,在一个 “正在萎缩” 的社群中,天主教徒必须重新发现 “传教精神”,而这 “并非易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移民则代表了 “信仰的典范和榜样”。长崎总主教中村伦明總主教(Peter Michiaki Nakamura)(图为他与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费鲁乔·布兰比拉斯卡神父 (Ferruccio Brambillasca) 的合影——编者注)向《亚洲新闻》如此解释道。他描述了一个在仍受核大屠杀悲剧阴影笼罩的背景下,必须重新发现宣讲福音之喜乐的教会生活。

关于原子弹议题,当地总教区计划将一尊在原爆中幸存下来的木制圣母像头像带往美国朝圣。这尊圣母像原本供奉于长崎主教座堂,在1945年8月9日“胖子”(Fat Man)钚原子弹爆炸期间被摧毁,而其头像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16年来该总教区首次将这件象征性圣像带到美国。本月底,中村主教将携带圣母像面容前往纽约,出席《禁止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随后再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即当年原子弹研发所在地。

信仰的见证者

在福传工作方面,中村主教强调: “目前仍然看不到真正投入福传的热忱;而且,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都相当富裕,因此他们认为信仰并不是那么必要。” 因此,他呼吁向当今社会传达 “福音的价值及其丰富内涵”,帮助社会重新发现这种 “热情”。他说: “为此,我们基督徒自己也必须成为 ‘贫穷的人’,不仅是在经济层面,更是在精神层面。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为贫穷的、谦卑的,并且先接受福音的陶造,那么我们就无法向别人传福音。”

中村總主教于1962年3月21日出生于长崎县西海市。1988年,他以长崎教区司铎的身份晋铎,随后前往罗马宗座阿丰索学院(Alfonsiana)深造伦理神学。学成返回日本后,他先后在长崎小修院、福冈大神学院及东京大神学院任教,并在时津(Togitsu)和上松(Uematsu)等堂区从事牧灵工作。

2019年5月,教宗方济各在访问日本前数月任命他为长崎辅理主教。2022年2月23日,他接替前任高见三明总主教(Joseph Mitsuaki Takami)出任长崎总教区总主教。高见总主教本人也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被爆者,Hibakusha),自2002年以来一直领导该教区。

几天前,我们在意大利卢卡(Lucca)访问期间见到了他。当时,他出席了2026年卢卡国际动漫与游戏展(Lucca Comics & Games)“长崎45”(Nagasaki ’45)展馆专题展览 《永井隆与永井绿的遗产》的开幕仪式。该届展览以 “传承”(Legacy)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与漫画作品,讲述了永井隆(保禄)及其妻子永井绿的人生故事。永井绿出身于日本“隐匿基督徒”(Hidden Christians)团体的后裔家庭。这一展览见证了在核浩劫重创日本南部城市长崎的背景下,所展现的信仰力量。

中村总主教强调: “提到广岛,人们往往会想到原子弹投下后,民众抗议和示威的画面。然而在长崎,由于这座城市深厚的信仰传统,人们所看到的却是一幅祈祷中的教会(以及城市)的画像。”

他说: “永井隆也为塑造这种‘祈祷中的教会 ’形象作出了贡献。他不仅关心自己,更以帮助他人的行动见证了信仰。因此,人们不仅将他视为医治身体的医生,也视为医治灵魂的医生,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从妻子那里领受的教导。” 中村总主教指出: “长崎教会给人的印象,较像伯多禄的教会,拥有坚定而稳固的信德;而永井隆的榜样则成为一个转折点,使长崎教会迈向保禄式的教会,也就是面向万民(ad gentes)的传教教会。从伯多禄式的信仰走向保禄式的信仰。”

最后,他谈到永井绿对丈夫的影响: “绿保持着一种纯朴而真实的灵修生活;正是借着这种见证,隆最终皈依了信仰。”

殉道者与原子弹

长崎总教区位於长崎市,有超过130万人口,其中约4.5% 为天主教徒(截至2022年初,约为59,000人)。总教区以圣母主教座堂为中心,并以日本二十六圣殉道者大殿作为主教座堂。教区辖下共有72个堂区,服务人员包括135位司铎,其中89位为教区司铎、46位为修会司铎;此外还有60位男修会会士,及600多位修女。

长崎也因在日本福传初期有众多基督徒殉道而闻名。1633年至1637年间,16位信友奉德川幕府将军之命被处死,他们于1987年由圣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此外,还有众多殉道者,包括1597年被钉十字架殉道的26位基督徒,以及1617年至1632年间,被日本当局杀害的205位殉道者。

中村总主教表示:“我们所缺乏的是把信仰付诸行动。我们需要更大的热忱,更积极地陪伴贫穷者和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往往过于封闭自己。” 他指出,当地教会曾经“在没有司铎、没有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存续了250年”,但即便如此,仍然成功地“保存并守护了深植人心的信仰”。

他说: “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份信仰传递给他人。与此同时,人们在宣讲福音时依然存在恐惧和困难的氛围。长期生活在隐匿状态中,就像早期躲藏于地下墓穴的基督徒一样,如今要走向公众、展示一个真实而坚定存在的信仰面貌,仍然并不容易。”

因此,殉道者的榜样显得格外重要。长崎总主教强调:“他们能够为了福音献出自己的生命。殉道者传递给我们的最重要讯息是:对他们而言,天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愿意舍弃最珍贵的一切。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信德特别坚强稳固才献出生命,而是因为他们深信天主与他们同在,在人生道路上不断陪伴着他们。”

另一个至今仍深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爆炸。中村总主教表示:“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天主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可是他们找不到答案。”原子弹落在主教座堂附近,使人们开始质疑天主的临在,甚至质疑天主是否存在,因为祂似乎容许了如此可怕的灾难发生。此外,当时城中的其他居民,特别是非基督徒,也曾责怪天主教徒,把这场悲剧的道德责任归咎于他们。

中村总主教承认,核爆确实 “在人们的良知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其中也有一个 “积极”的层面:“这与迫害时代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基督徒被迫逃离,后来又重新回来;原子弹之后也是如此。” 他解释说:“原子弹摧毁了一切。许多人逃离了长崎,但后来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最先重建的不是自己的房屋,而是主教座堂、教堂,也就是团体生活的核心。从那里开始,他们重新踏上信仰的旅程。”

移民教会

除了原子弹和殉道者之外,日本天主教会还有第三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由来自亚洲各国劳动移民组成的 “移民教会”,其中尤以越南移民为主。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这些移民群体的融入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中村总主教表示:“在我的教区,由于主要是农业和乡村地区,因此移民人数并不多;东京和其他大城市则要多得多。” 他说:“毫无疑问,要让本地和外来的信友团体彼此相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日本主教团正在关注这一课题。“在某些教区,融合工作比其他教区做得更好、更有效;不过,理想情况是只有一个教会,而不是一个 ‘外国人的教会’ 和一个 ‘日本人的教会’ 各自平行发展。”

中村总主教解释说,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创造机会让大家一起祈祷;弥撒应尽可能共同举行,即使需要使用不同语言也一样。” 因为最大的风险在于各群体彼此“分离”。相反,尽管成员背景各异,教会团体仍应当成为 “一个、合一的团体”。他坦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要面对“语言上的困难”。他说:“主教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尽管外国信徒人数众多,而且就天主教人口而言,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日本本地教友,但前进的方向仍然应当是走向合一。”

谈到这些移民信徒时,中村总主教深受感动:“当我看到这些外国教友时,我会想到殉道者。因为尽管他们作出了许多牺牲,承受艰苦的劳动,甚至有些人遭受剥削,他们依然坚持来到教堂,并忠于自己的信仰。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也是一个动人的见证。”

最后,他总结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传教士,甚至也是我们日本人的见证者。因为他们向我们证明,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仍然能够持守信仰。这是一项重要的信息,也是一个邀请:借着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去传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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