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亚洲新闻）－这不仅对中国教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百年纪念，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思考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在今天仍然能告诉我们什么，它关乎教会在中国语境下的文化适应历程。本着这种精神，近日来自华语世界的专家齐聚台北辅仁大学，共同庆祝中国首批六位本土主教晋铎一百周年。这六位主教的晋铎仪式于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举行，由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 ）主持。
在辅仁天主教学院、中华主教区主教团和中国费迪南德·维尔比斯特文化交流协会的倡议下，10月16日至17日，在台北天主教大学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旨在反思在当今背景下，这一周年纪念日以及自1946年中国天主教教会正式建立以来八十年来的重要意义。
庇护十一世在1926年的姿态
在开幕致词中，宗座外方传教会（PIME）传教士、《亚洲新闻》（AsiaNews）编辑主任柯毅霖（Fr Gianni Criveller）神父回顾了1926年10月28日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庇护十一世刻意选择这个日期，是为了纪念他晋铎的周年纪念日。柯毅霖神父追溯了天主教在中国本土化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尽管早在17世纪，教宗额我略十五世（Pope Gregory XV）就已责成传信部推动神职人员的本土化，但这一过程依然充满挑战。即便在1919年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颁布的宗座牧函《至高无上的教宗通谕》（Maximum Illud）为此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之后，时任驻华宗座代表塞尔索·科斯坦蒂尼蒙席（Monsignor Celso Costantini）仍需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最终任命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并确定其管辖区域。
然而，1926年6月15日，庇护十一世在一封致中国宗座代牧的信中宣布了六位主教的姓名，他将于同年10月在罗马亲自祝圣他们：胡若山（Joseph Hu Ruoshan）（文生会士，浙江台州宗座代牧区）、朱开敏（Simon Zhu Kaimin）（耶稣会士，江苏海门宗座代牧区）、赵怀义（Philip Zhao Huayi ）（河北宣化宗座代牧区）、孙德祯（Melchior Sun Dezhen）（文生会士，河北郫县宗座监牧区）、成和德（Odoric Cheng Hede）（方济会士，湖北普齐宗座代牧区）和陈国砥（Aloysius Chen Guodi）（方济会士，山西代牧区）。柯毅霖神父引用康斯坦蒂尼主教的著作回忆道，尽管困难重重，甚至存在分歧，传教士们仍然顺服地执行了教宗的指示。
当时的宗座代表指出：“年轻的传教士们，热情地欢迎新的指示；年长的传教士们——尽管有许多例外——低头表示服从。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传教事业的成功和荣耀在于其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本土神职人员建立教会。曾经严重损害传教事业的竞争正在转化为一种健康的相互学习的精神。”
9月10日，六位中国主教候选人与科斯坦蒂尼蒙席一同从上海登上美国“亚当斯总统号”邮轮（选择这艘船是为了避免使用法国或意大利的船只，从而重申其公正性和独立于欧洲列强的立场），经过漫长的航行，于10月16日抵达那不勒斯。 10月28日，他们的祝圣典礼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举行——正如柯毅霖神父所强调的那样，这“不仅对中国教会，而且对普世教会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在台北举行的国际会议并非仅仅纪念这一百年前的伟大事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者还探讨了此后发生的事情，以及庇护十一世勇敢播下的这颗种子，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如何经历了诸多考验，最终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本次大会的第二场主旨演讲中，曾任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的韩大辉（Savio Hon）总主教探讨了中国主教与教宗的共融，并以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主教为标志。演讲也聚焦于1946年庇护十二世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天主教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宗座代牧区改组为总教区、教区和宗座监牧区。这进一步展现了教宗对中国教会成熟度的信心，而当时中国正深陷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
宗座额我略大学的赵明方（Mingfang Zhao）则着重探讨了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形势下“外交与抵抗”之间的关系。透过分析教廷大使安多尼奥·里贝里（Antonio Riberi）蒙席、南京教廷大使秘书马丁·吉利根（ Martin Gilligan）蒙席以及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Yu Ping）蒙席等关键人物的工作，她指出，教会与新共产党当局实施的控制措施之间的关系，不应仅被解读为北京与罗马逐渐分离的过程，而应被视为中国教会身份、自主性和结构发生深刻的时期。
辅仁大学的黄懿萦（Bibiana Wong）则着重分析了北京在1958年——即天主教在中国建立教阶制度仅12年后——进行的首次未经教宗授权的主教祝圣仪式。透过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爱国会发布的官方出版物，她论证了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主教权威与圣座之间传统关系的破裂，也标志着中国教会治理新制度框架的开端。即使在2018年签署的《中国与圣座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框架下，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他报告则着重探讨了天主教在中国与普世教会共融过程中的其他重要步骤。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的张明哲（Michael Chang）教授分析了1967年4月在台湾成立的中华主教区会议——该会议的成立受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推动——将其视为流亡经历、主教团集体领导以及主教团间合作制度化交汇的标志。香港树仁大学的林瑞瑞（Anthony Lam）则着重回顾了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八位华裔枢机的贡献：从第一位华裔枢机田大仁（由庇护十二世于1945年12月擢升）到目前仍居住在香港的三位枢机：陈日君（Joseph Zen）、汤汉（John Tong）和周守仁（Stephen C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