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战争、经济危机和劳动力市场困境迫使伊朗人寻求其他途径来改善经济状况,并补贴那些苦苦挣扎的家庭的收入。这些家庭甚至必须出国寻找低技能工作。在这种社会经济僵局下,代孕广告在Divar等平台和其他线上网站上大量涌现,这些广告通常隐藏在医疗保健服务、美容院、美容护理和居家办公等类别中。根据伊朗媒体IranWire的调查显示,代孕费用差异巨大,从数千万到数十亿图曼(约合数万欧元)不等。有些人主动提供身体代孕服务,而有些人则寻找愿意代孕的人。
尽管伊朗内阁在10月正式通过了一项旨在规范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新指令,但批评人士认为,该立法实际上将使“人类生殖商业化”合法化。虽然新规声称要为不孕症治疗建立医疗和法律框架,但人们越来越担心贫穷加剧、经济困境以及低收入女性可能遭受剥削。
这项由伊朗独立媒体的公民记者进行的调查揭露了该行业商业机构的内部运作机制。中介公司的代表协调的流程延伸至伊朗境外——例如格鲁吉亚——代孕母亲用外语签署合同,并按月领取报酬直至分娩。网路广告的泛滥以及中介机构的快速回应凸显了一个快速扩张且缺乏监管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却忽略了代孕对女性带来的深远身心影响。
代孕中介的幕后故事
“体外受精中心位于格鲁吉亚。胚胎移植和分娩都在那里进行。胚胎植入后,您可以选择留在格鲁吉亚,也可以返回伊朗。”一位在伊朗境内运营的代孕机构代表解释。据该中介机构称,代孕母亲在怀孕前八个月每月可领取250美元的津贴,如果顺利分娩,则可一次性获得3500美元。
“如果你留在格鲁吉亚,每月可额外获得400美元;如果您返回伊朗,则只能领取每月250美元的标准津贴。”
消息人士解释说,胚胎移植需要停留两到三周。这些合约由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直接签署——在调查的案例中,委托父母是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合约完全用格鲁吉亚语撰写,而双方均不懂这种语言。合约明确规定,一旦婴儿出生,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之间的所有联系将永久终止。
这些机构设定了严格的人口统计标准:代孕母亲必须已婚或离婚(单身女性除外),年龄在37岁以下——尽管有时也会接受40岁以下的女性——并且必须提供配偶的正式同意书或离婚证。医疗准备从月经周期的第一天开始,首先进行超音波检查,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服用药物以进行子宫准备。这些安排没有任何措施来保障代理孕母的身心健康。怀胎十月,最终却要将婴儿交付他人,这会对孕妇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然而,在国际代孕安排中,此类风险却甚少被考虑在内。
尽管出售肾脏或血液等人体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地贫困人口无奈的生存方法,但它并不能提供可持续的经济保障。此外,这种做法对参与者的身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和人权问题。相反,进入代孕市场的人通常处于严重的权力失衡状态,为了经济生存,被迫承担所有身心风险。鉴于这些脆弱性,许多政府严格限制或彻底禁止商业目的的代孕行为。然而,德黑兰政府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透过监管框架将其正式化和合法化。
女性商品化与贫困
10月18日,部长会议宣布了一项名为“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监管”的计划,该计划是第七个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该指令建立了不孕症治疗和先进生殖技术的法律、医疗、监管和支持框架。当局声称,他们对第三方干预行为,例如卵子、精子和胚胎捐赠以及妊娠代孕,实施了严格的保障措施。官方规定,这些程序仅限于卫生部三级诊所进行,而这些诊所有义务将病患资料以加密形式安全地储存在国家生育资料库中。
然而,实际上,早在法令颁布之前,伊朗境内就已存在一个不受监管的中介机构和非官方诊所网络,自由运作。
如今,许多中介机构完全绕过国家管道,将代孕母亲输送到邻国。在这些跨国安排中,代孕母亲签署她们根本看不懂的合同,每月仅获得微薄的津贴,并在孩子出生后立即与孩子分离。这凸显了法律与迅速扩张的黑市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网路广告显示,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困境的推动下,这个市场蓬勃发展。报酬根据年龄、外表和身体特征(例如眼睛颜色)而有所不同,月薪从3000万图曼(略高于180欧元)到数亿图曼不等。在婴儿出生时支付的尾款通常从5亿图曼(近6000欧元)到数十亿图曼不等。基于年龄的薪资标准对年轻女性更有利: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代孕母亲(千禧世代)除了每月800万图曼的津贴外,还能获得6亿图曼的一次性付款。 1990年代出生的代孕母亲(Z世代)可获得7亿图曼的一次性付款,以及每月1500万图曼的津贴。最后,21世纪初出生的代孕母亲可获得高达8.5亿图曼的一次性付款,以及每月1700万图曼的津贴。卵子捐赠采用平行支付模式:1992年出生的捐卵者每月捐献四枚卵子可获得约4300万图曼的报酬,而30岁以下的捐卵者则可获得高达5000万图曼的报酬。广告中强调外貌和取卵数量(例如40枚卵子),暗示每月报酬可高达7000万图曼,但最终报酬仍取决于体检和超音波检查结果。
绝望的经济
参与代孕的女性经常报告遭受系统性的人权侵犯。除了与亲生子女断绝关系带来的情感创伤外,出生证明上只列出委托父母的姓名,而遗漏了代孕母亲或卵子捐赠者。法令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必须至少每年涵盖一次不孕症治疗、捐卵流程和配子冷冻。然而,批评人士担心,三级专科诊所的实验室检查、药物和手术费用迅速上涨,将超出国家预算拨款,迫使患者承担难以负担的费用。此外,将这些手术限制在设有严格要求的既定中心,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垄断、行政瓶颈,以及主要都市中心以外地区严重的区域不平等。
本质上,国家认可的代孕合法化反映了一种“绝望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几乎全部来自弱势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出租”了自己的身体。准父母将报酬视为天主“医疗”支出,而代孕母亲则依靠这些资金偿还债务、支付子女教育费用或房租。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流程会带来严重的生物学后果,例如长期使用或高剂量雌激素(如雌激素类似物Estrofem),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包括血栓和肺部并发症。医生强调,这些荷尔蒙波动,再加上严重的心理压力,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最终,生育的商业化凸显了一个社会经济恶性循环:底层阶级的贫穷成为富人剥削的资源,加剧了行政法令既无法解决也无法掩盖的系统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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