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亚洲新闻） - “我生来就是基督徒，父亲是领过洗的天主教徒，母亲则是印度教徒，他们按天主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父亲是圣若瑟密尔山传教会的要理教员，我是在密尔山会传教士布恩神父的指导下长大的。"印度特伦甘纳邦首府海得拉巴的总主教、参与选举教宗方济各继任者枢密大会的普拉枢机向《亚洲新闻》讲述自己的信仰根源与家庭背景。回溯童年经历，他毫不掩饰曾曾遭遇的困境。“我的村庄很小，但由于种姓制度——我们是达利特人——我们只能住在边缘地带，与主村落隔绝，我们与高种姓的住所相距约半公里：甚至不被允许使用他们的水井。我们口渴时就去找高种姓的人，他们从高处把水倒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这样喝。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疲倦或痛苦，我们接受了这种社会耻辱。”
普拉枢机还补充道：“政府认为，一旦我们受洗就丧失了达利特（贱民）本应享有的所有权益，例如教育补贴、奖学金、工作配额等。”普拉枢机揭示了社会边缘群体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家境贫寒，他在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父亲无力负担他初中之后的学业。辍学在家一年后，他在一次夏令营中遇到了荷兰传教士，他们认识到他的潜力，主动资助他继续求学。然而求学之路充满艰辛：他每天不得不赤脚徒步数公里，才能抵达学校。以为自己的教育之路就此终结。" 他回忆道，"但正是这些传教士关心我，带我去卡达帕（Kadapa），资助我继续求学。大学毕业后，我本以为自己与这些传教士再无关联，但他们依然关怀备至，不仅帮助我完成学业，更让我在精神上成长成熟——正是这一切，让我决心进入修道院。"
尽管如此，他最终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经济学学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向自己的导师吐露了进入修院的愿望。他回顾道：“初二后，我因贫困被迫中断学业。我以为我的学业就此终结。但正是这些传教士关心我，带我去卡达帕，资助我继续求学。大学毕业后，我本以为自己与这些传教士再无关联，但他们依然对我关怀备至，不仅帮助我完成学业，更让我在精神上成长成熟——正是这一切，让我决心进入修院。”
作为主教，他不仅撰写文章、指挥合唱团、创作泰卢固语宗教音乐，并创办教区刊物“Kurnool Vani”，同时监督建立11个新堂区，并大力推动贫困群体的教育工作。他设立专项奖学金，确保贫困儿童能够接受基础及高等教育。他的生活格言是"向穷人传报喜讯"（路4:18），这一理念赢得了印度天主教徒中占75%比例的达利特（Dalit）群体的深切敬重。
他解释说：“这些地方非常贫困，还经常遭受旱灾。我们去村里传教只能选在晚上，因为村民白天都要干活。我们会敲响教堂的钟声，召集孩子们来学习要理。有时村民们甚至要一边做饭一边赶来参加教会活动——看到这样的场景总是令人动容。正是这份怜悯与爱，尤其是对孩子们教育责任的强烈使命感，推动着我前行。他们身无长物，连变卖家产供自己读书的钱都没有。" 说到这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
海得拉巴总主教普拉枢机1961年11月15日出生于库尔努尔教区波鲁鲁。先后在努兹维德小修院和班加罗尔圣伯多禄宗座修院完成学业，并于1992年2月20日在古达帕教区晋铎。1994年至2003年间，这位未来的枢机主教在特库尔佩特、巴德韦尔和维拉帕利担任本堂神父，后赴美取得牧灵医疗与神学硕士学位。2004年至2008年，他先后担任基督教儿童和老年人基金会主任、教育秘书和副行政官教区学校的讲师。2008年2月8日，他被任命为库尔努尔主教，并于2020年11月19日被任命为海得拉巴总主教。他形容海得拉巴是"多元文化、多语言共存"的都市，但达利特神父并不多：141名牧师中只有5或6人，大多数属于高种姓”。他在2022年8月的枢机会议上获得枢机帽；成为人类整体发展部成员。
他坦言：“我的核心挑战在于传播福音，特别是在同事供奉圣经和《薄伽梵歌》的朝圣地和机构（学校、学院、医院等）[...] 勇敢地出去宣讲福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补充道：“在我们的学校，我们为天主教学生开设了要理讲授课，还为其他信仰学童提供道德教育。”穷人最慷慨，他们奉献才华、时间和资源。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穷人是慷慨的，或德肋撒修女所说，直到感到痛楚才算真正奉献。我们应成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做慈悲的使者，随时准备奉献时间、才华和热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