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边（亚洲新闻） - 柬埔寨曾是东南亚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今已蜕变为改革与关爱的典范，从而成为该地区首个——也是全球少数几个——实现联合国所有艾滋病全球目标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预定时间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金边也将实现联合国最终目标，即在2030年前消除艾滋病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将新发感染病例减少至每年250例或更少——而这个拥有1750万人口的国家在90年代中期疫情高峰期时，新发感染病例曾高达约15,000例。
柬埔寨也是全球第七个、非洲以外第一个达到联合国“95-95-95”目标的国家：95%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95%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95%的病毒载量得到抑制，这意味着不会通过性接触传播病毒。
“这一成果体现了柬埔寨自疫情初期以来，在应对艾滋病方面开展的多部门协作行动及持续不懈的努力，”高棉艾滋病非政府组织联盟（KHANA）执行主任Choub Sok Chamreun表示。“这并非柬埔寨首次在艾滋病防控领域展现全球领导力，”他告诉《亚洲新闻》。
此前联合国设定的“90-90-90”目标已提前三年实现，原定于2020年到期。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指出，柬埔寨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是因为其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在于提供创新、实用且便捷的服务，并积极动员民众和社区领袖参与。此外，所有与艾滋病相关的护理服务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政府扩大了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项目，推行了为期数月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分发计划，加强了艾滋病防治服务与更广泛的卫生系统之间的整合，并扩大了预防工具的普及范围，例如长效暴露前预防（PrEP）和艾滋病毒自检。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经历了数十年战争、目前仍在重建其基本制度的国家。
或许最重要的是，柬埔寨政府及其盟友通过与村镇和社区领袖合作，消除了与艾滋病相关的诸多污名。这些领袖仍然是柬埔寨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是因为资金问题，还因为它们无法确保为最需要帮助的社区提供公平的援助。
在一个政府资源有限、严重依赖非政府组织实施社会项目的国家，天主教会通过柬埔寨明爱会和天主教救济会（CRS）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教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从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到为最弱势群体提供营养支持和居家护理，再到为成千上万个边缘化家庭提供庇护。
21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MEP）创立了若望·保禄二世生命中心，该中心位于金边西南约80公里处，已收容了数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该中心还为数百个被社区遗弃的家庭提供了庇护。
1991年，随着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柬埔寨监督《巴黎和平协定》的执行，该国爆发了艾滋病疫情。该协定结束了红色高棉种族灭绝事件后与越南持续多年的战争。与此同时，数千名联合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来到了柬埔寨。
1997年，柬埔寨15至49岁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估计达到3.0%至3.9%的峰值，使其成为该地区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在1995年疫情高峰期，柬埔寨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近25,000例。
如今柬埔寨1750万人口中，约有7.6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但他们大多生活在没有歧视和偏见的环境中。
与柬埔寨许多成功的社会政策一样，关键在于传统的村落和社区结构。尽管红色高棉几乎彻底摧毁了高棉社会及其文化结构，但社区领导层依然存在。
在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行动中，对社区领袖（如村长）进行培训，并借由他们对全体民众进行培训，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的，”44岁的金边银行职员索克·博帕说道，她十年前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但这彻底改变了我和家人的生活。”
“以前没人愿意和我们待在一起，”她向《亚洲新闻》解释说。“但慢慢地，情况有所改变。”
“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总是有点害怕。但我有家人和社区的支持。我努力帮助社区里其他和我一样的人。我们从不感到孤单。”
柬埔寨不仅依靠文化和社区意识，在这个彼此熟知的国家，也大幅推广了自我检测。
来自柬埔寨健康与营养研究所 (KHANA) 的 Chamreun 向《亚洲新闻》解释说，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原则：“不让任何人掉队”。他评论道：“这一原则将人民置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这也表明，柬埔寨继续优先考虑医疗保健的公平获取，并长期投资于加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