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亚洲新闻）－罗马宗座乌尔班大学（he Pontifical Urbaniana University）汇集了来自中国教会的权威人士，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普世教会的面貌：首批中国主教祝圣百年”的研讨会，以纪念1926年由庇护十一世倡导的这一历史性事件。
为纪念这一时刻，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发表了一段影片致辞，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的历程，并引用了其前任教宗们关于教会与中国关系的重要见解。
教宗首先提及了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于1919年颁布的宗座牧函《至高无上》（Maximum Illud），该牧函重申了“教会的传教工作绝不能与殖民化或文化思想、模式的输出混为一谈”的明确原则，从而开启了教会与中国关系的新阶段。
关于庇护十一世（Pius XI）祝圣的首批六位中国主教，教宗良十四世强调说:“他们远赴世界各地，见证了源于使徒信仰的共融，而这一共融的本质和不可或缺的标志，便是每一位主教与罗马主教的合一。”
教宗良十四世补充道：“回顾过去，方能启迪当下。” “今天，在这个饱受冲突蹂躏、战火纷飞的世界里，基督的新娘——教会——依然秉持着同样的使命，祈求上主在一切危难面前，守护教会共融的宝藏。”
帕罗林枢机的讲话
在放映了曾广仪（Teresa Tseng Kuang Yi）制作的关于1926年祝圣中国主教事件的纪录片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Cardinal Pietro Parolin）将祝圣中国本土主教描述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解释说，教宗庇护十一世曾大力支持这项举措，当时的传信部长范罗森枢机（Cardinal Van Rossum）也证实了这一点。在1926年2月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接见他的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教宗决定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前进，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取得任何有益或稳固的成就。”
由教宗亲自祝圣主教的独特性凸显了庇护十一世对这事件的重视。正如帕罗林所指出的，他选择“正是七年前他自己接受祝圣主教的同一天”。
在1926年10月28日的讲道中，庇护十一世表达了对中国的“真诚敬意”，称其为“自古以来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广袤之地”。
这与“生活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中的民族”的观点截然不同。在此之前，这种观点一直是人们对非基督教文明的普遍认知，即使在天主教内部也是如此。
国务卿强调教宗与主教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自教会团体成立之初的几个世纪以来，教宗与主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根植于基督训导、并在圣神共融中滋养的纽带。正如伯多禄蒙召巩固他的弟兄们一样，伯多禄的继承人也是教会牧者团结的可见标志。”
此外，关于如何理解这种关系，他表示，“伯多禄的牧职在天主子民的每个群体中都具有内在的存在，这远非一种政治霸权，而是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一种奇妙的、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
帕罗林枢机指出，自1926年以来，“宗座对华采取的每一步举措，都旨在提供并维护这种共融与有效沟通的关系，其基础在于某些基本标准：个人必须真心渴望这种共融，并且必须具备实现这种共融的外部条件。”
李山主教的观点
在国务卿致词之后，自2007年起担任北京教区主教（经梵蒂冈批准）的李山主教（Bishop Joseph Li Shan）发表了备受瞩目的演说。
这位主教同时也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由中国共产党设立的“自治”机构）的主席。他与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主教，海门教区主教丁祖耀（Ignatius Ding Zuyao）一同出席了乌尔班尼亚会议。丁祖耀主教几周前才刚被教宗良十四世任命。
李山主教引用了利玛窦的例子，利玛窦（Matteo Ricci）“深刻理解，宣扬基督福音不能绕过或轻视当地社会和文化；相反，只有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当地文化传统，福音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结出果实。”
北京主教在演讲中指出，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曾多次考虑或提出神职人员“中国化”作为一种选择。 “中国化”是习近平（Xi Jinping）主席目前用来描述宗教与中国认同关系的关键术语。
然而，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天主教尚未真正摆脱外部控制；它尚未成为由中国基督徒主导的事业，也尚未摆脱‘外来宗教’的标签。”
因此，李主教在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下说：“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教会的状况，使其不再依赖西方的政治力量。”
谈到当下，李山主教解释了“我们今天提出的教会‘中国化’的意义”。
他说：“天主教的中国化并非旨在构建一种背离传统的天主教，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会。”
中国化是“教会的普世性从抽像走向具体、从空洞走向丰盈、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在他看来，“国家法律和教会规范不仅并非相互对立的，而且在通往人类完善的道路上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演讲结束时说道，这实际上是对北京干预宗教事务的认可。
周枢机：中国化与跨文化性
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Cardinal Stephen Chow Sau-yan）在演讲中建议，在考虑文化适应和中国化进程的同时，也应考虑“跨文化性”这个选项。他引用了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 ）（当时仍是枢机）于1993年3月3日在香港与亚洲教义委员会会面时所发表的重要演说。
他指出，中国化与爱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他解释说：“这种现像在中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体现，不仅在宗教领域，当然也并非天主教会独有。”
他表示：“爱国和虔诚的信仰本身并不冲突。”随后他问大家说：“但我们该如何将之付诸实践呢？”
周枢机在反思中呼吁将跨文化交流视为动态的共同建构过程，携手共创新事物。
“如果我们想要成长，想要进步，就必须能够接受改变。这不仅关乎改变他人，也关乎改变我们自己。”
通往跨文化交流的道路需要我们拥有改变的意愿、相互影响和对融合的开放态度，同时将分歧视为“需要共同努力和携手前行”的契机，而非消极因素。
这位香港主教说：“当我们相遇时，我们便能理解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同时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彼此交谈，彼此理解。我相信这已经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利玛窦并非光是一位致力于‘文化适应’的人物。事实上，他早已在致力于跨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