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新闻）—— 2026年夏季汛期才过半，亚洲大陆已在多地多次遭遇暴雨、洪水、泥石流和山洪等灾害。
在中国，广西省六兰水库及多座中小型水库于7月6日发生溃坝；三周后，7月28日，吉林省春阳镇及周边地区的河流和水库发生溢流，伤亡情况不明。
6月，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洪水；7月，甘肃省双石门沟山洪导致10多人死亡；5月，重庆永川因特大暴雨，造成近20人死亡；7月，重庆彭水因山体滑坡，60餘人死亡；7月14日，沈阳遭遇创历史纪录的洪水，持续48小时才退去，辽宁和吉林的村庄与农田受损严重；7月19日，上海杨浦多地也未能幸免于洪灾。
回顾过去几年，同样令人震惊的极端洪灾仍历历在目：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因强降雨导致水库出现险情，泄洪引发严重洪灾（郑州布 “海绵城市” 之稱），造成380人死亡。
2023年7月底，台风 “杜苏芮” 带来的极端降雨，使涿州的京津冀地区变成汪洋一片。2024年8月1日，台风 “格美” 袭击湖南省资兴，创纪录的降雨导致山地小型水库溢流，小型山湖崩塌。
对于中国当局而言，这些灾害只是 “百年一遇” 的极端天气现象；然而，它们已成常态，年复一年不断重演，远非偶然。尽管灾情广泛且具有系统性，但危机仍远未得到认真对待。
一方面，人类多年来改变了部分天然洪泛区和生态系统；例如，白洋淀历来是永定河等河流的重要泄洪与蓄洪区，如今却凭空出现了雄安新区，直接改变了当地的水文蓄泄系统，使京津冀地区几乎年年遭遇洪灾。
另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大规模地表建设，但下水道系统和供水管网却严重滞后，城市的防洪与排涝能力在暴雨袭击下屡屡失效。
更令人担忧的是，以 “基建大国” 的名义，一些地区仍在通过建设类似项目，来推动GDP增长。
更为致命和威胁的是人为阻塞主动泄洪以及防洪体系的崩溃。
根据中国水利普查及相关灾害统计数据，全国约9.8万个现有水库和大坝中，91.8%为土石结构，近代史上已有3,558座水库和大坝发生溃坝事故。
全国范围内，共有42,000座水库已运行超过50年，21,000座超过60年，其中八成以上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跃进” 时期及之后。
这些老旧、受损、危险的设施，在数十年间被长期过度使用。它们的庞大数量以及悬在人口头上的隐患，已达到令人恐惧的程度。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交织之际，舆论与官方官僚宣传正悄然经历冷变。
过去，每当重大灾害来临，无论是洪水、暴雨还是暴雪，往往都会成为官员展示动员能力和“爱民如子”的官方舞台，军民一心的场景频频出现。
这一切如今已成往事。无论是江泽民在1998年大洪水时亲赴九江堤坝下令，还是温家宝多次奔赴前线，或李克强深入灾区泥泞村庄视察，如今在人们心中都已是渐渐褪色的记忆。
在洪水或疫情等重大危机爆发后，高层官员立即赶赴现场的场景，已不再对公众开放；象征性的举动与表演也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灾害的最初真相，只能通过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短视频和自制媒体记录得知。
民防机构未经官方许可不得进入灾区，原本的用意是协调资源、防止个人行动，但这也间接影响了在岗力量的积极性。
这一切正在发生，而大多数人仍被 “相信国家、相信党” “化丧为喜” 的热情叙事所蒙蔽。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河南省板桥水库大坝在50年前的溃坝事故，造成24万人死亡，这一曾被列为现代世界十大人为灾难的悲剧，直到本世纪互联网兴起才逐渐公开真相。很少有人预料到，仅仅十年间，某些方面竟会回到50年前的状态。
暴雨与水库、大坝的泄洪往往成为 “保大城市、弃中小城镇” 的选择；在快速城市化的背后，鲜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城市防洪与排涝系统设计。
水火无情，百姓生活艰难，而政府的冷漠与多年积累的隐患任其腐朽，使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更加深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