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亚洲新闻）——“如果说有一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所有黎巴嫩人的宗主教，那非霍耶克宗主教莫属。”
许多黎巴嫩人对这位人物抱持同样的看法：动荡的历史事件使人们未能充分认识到他的真正价值，但他的宣福礼——定于明日在马龙派宗主教的夏季住所迪马内举行——将使他登上与其使命相称的荣耀之巅。圣徒册封部部长马尔切洛·塞梅拉罗（Marcello Semeraro）枢机将出席仪式。
历史铭记了霍耶克的这句名言：“我是马龙派宗主教！我的社群是黎巴嫩。我属于全体黎巴嫩人民。”这并非一句空话：正是由于一位德鲁兹社群高级成员的奇迹般康复，这位虔诚祈祷、全心信赖天主的圣人才得以被册封为真福。
“Juvenis ad majora natus”（意为“生来伟大”）是圣斯坦尼斯劳斯（Saint Stanislaus）的座右铭，预言性地记录在埃利亚斯·布特罗斯·霍耶克（Elias Boutros Hoyek）（1843-1931）在罗马完成神学学习后的成绩单页边空白处。当时他27岁，受主教布洛斯·马萨德（Boulos Massaad）的派遣来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在马龙派学院完成神学学习，为晋铎做准备。
这位注定要成就伟业的青年才俊，以其敏锐的智慧和对教规的严谨遵守而著称，最终成为马龙派圣宗主教长辈中的第72位，并且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为建立大黎巴嫩而奋斗。 1920年9月1日，新生的黎巴嫩共和国高级专员古罗将军正式宣布了这项构想。
他对国家的愿景
埃利亚斯·霍耶克于1843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偏远角落的一个小村庄赫尔塔（巴特伦）。事实上，他是一位天命之人，在凡尔赛条约（1919年6月28日）签署两个月后，他先是在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面前，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联盟面前，捍卫了建立大黎巴嫩的理念。该条约将部分中东置于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
人们或许会质疑，霍耶克宗主教选择多元化的黎巴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项可持续的历史性冒险，尤其是在20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力量——非殖民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宗主教所倡导的多元化方案，究竟是对中东多样性的远见卓识，还是一项因20世纪重大动荡而日益脆弱的历史性冒险？
然而，至少在这项决定背后，蕴含着罕见的政治、经济和教会学上的远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黎巴嫩保护了黎巴嫩基督徒免于在当时正在形成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遭受“齐米”（dhimmity，意为“被保护的穆斯林”）的命运；此外，透过将贝鲁特、的黎波里、贝卡谷地和杰巴尔阿迈勒纳入穆塔萨里菲亚的“黎巴嫩山地核心”区域，它恢复了国家的“粮仓”，使其免遭类似1915年那场几乎摧毁其人口的饥荒；它还确保了充足的水资源，并最终使黎巴嫩拥有了地中海最美丽的海岸线之一，同时也拥有了独特的战略要地。
然而，尽管黎巴嫩的地理面貌堪称一颗璀璨的明珠，但其人文和精神使命同样弥足珍贵：秉承其守护者的精神，黎巴嫩成为了一个共享生活的宝库，使“狼与羊羔”能够共处（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言），这正是黎巴嫩努力践行的默西亚式圣经，而约翰·保罗·保罗，而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的理想典范国。尽管黎巴嫩历史上遭遇了许多困境，但这种模式仍不断提升黎巴嫩的地位。
多元化是一项神圣的权利
在1920年9月1日于松树宫宣布成立大黎巴嫩国五年多后，宗主教有机会阐述其政治立场。 1926年1月8日，在托管当局就议会代表制性质向马龙派宗主教区发出的一份关键问卷调查后，宗主教埃利亚斯·霍耶克和马龙派主教们表示，议会代表制必须以教派为基础，理由如下：“黎巴嫩国由不同的宗教团体组成。这些团体不仅在教义上存在差异，而且在传讲统、习俗、生活方式以及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埃利亚斯·霍耶克宗主教档案）
“这篇精辟的论述最令读者印象深刻，”黎巴嫩马龙派修会（OLM）副主教、卡斯利克圣神大学荣休校长乔治·霍贝卡（Georges Hobeika）教授评论说：“霍耶克宗主教将人类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既定事实。他认为源于宗教信仰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观点的异质性并无不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