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亚洲新闻） - 有些记者自此便杳无音信。另一些人被发现葬于集体墓穴中，或通过叙利亚监狱档案中归还的遗体照片得以确认身份。还有一些人在记录针对城市的袭击时，死于轰炸之下。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连他们的下落都无法确定。2024年12月8日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并未翻过这一页。它开启了一个充满疑问的新篇章，特别是对于那些被逮捕、遭受酷刑并失踪者的家属而言。
11月2日是“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由联合国于2013年设立）。《叙利亚通讯社》（SANA）援引了“叙利亚人权网络”（SNHR）的数据——该独立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叙利亚境内的人权侵犯行为。这些数字令人震惊：2011年3月至2024年12月8日期间，共有559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死于阿萨德政权武装之手。其中，48人在羁押中心遭酷刑折磨致死，另有至少1612人受伤。该组织还记录了1358起媒体工作者遭逮捕或绑架的事件。此外，仍有392名落入阿萨德安全机构之手的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8名女性和4名外国记者。
这些伤亡数据揭示了一场“战中战”——一场针对那些试图报道真相的人所发动的冲突。阿萨德政权的镇压手段不仅限于阻止信息流动或控制新闻机构，更是直接针对个人，使得新闻工作变成了一项极高风险的职业。记录示威活动、拍摄轰炸现场，或是收集政府武装实施暴力的证词，都可能招致逮捕、酷刑，甚至死亡。
需要对“叙利亚人权网络”所提供的数据加以说明：各国际组织采用的数据收集标准不尽相同，对“记者”一词的定义也未必完全一致。叙利亚人权网络在其记录工作中，也将媒体从业者及在实地进行报道的个人纳入了统计范围。
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RSF）记录显示，在战争期间，共有183名记者遭阿萨德政权及其盟友杀害。最后一位遇害者是德国德新社（Dpa）的摄影记者阿纳斯·阿尔卡布特利（Anas Alkharboutly），他于2024年12月4日在现场报道事件时遇害，当时距离该政权垮台仅剩几天。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也负责核查针对新闻工作者的侵权行为。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25年叙利亚报告中引用的数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显示，2011年至2024年间，共有148名记者和媒体从业者因从事专业工作而丧生。截至2024年12月，仍有10人下落不明。尽管各组织提供的数据因统计口径（如对“媒体从业者”的界定）及对“死亡与新闻工作之间关联”的认定标准不同，而可能存在差异且难以直接对比，但媒体从业者所付出的惨重生命代价是不争的事实。
但失踪问题正是叙利亚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章，这一点在记者群体中尤为突出。任意逮捕和秘密拘禁是镇压的主要手段：许多记者在检查站、家中或工作时被带走。在许多情况下，家属从未收到过关于亲属被关押地点或状况的任何消息。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5年12月（即阿萨德政权垮台一年后）发布的一项调查中，梳理了45名在叙利亚失踪或被视为遭扣押（人质）的媒体专业人士的遭遇。其中，至少13人曾被阿萨德政权逮捕，其余人员则被“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或其他各类武装团体绑架。在阿萨德政权倒台时，获释的被羁押记者仅有三人：塔尔·马卢希（Tal Mallouhi）、哈宁·杰布兰（Hanin Gebran）和阿卜杜勒-马吉德·拉赫蒙（Abdelmajid al-Rahmoun）。另有至少13人的下落至今不明，也无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死亡。
在这些失踪案例中，包括独立网站“叙利亚新闻”（Syria News）的两名年轻记者——塔贝特·穆海森（Thabet al-Muhaisen）和库泰巴·马雷（Quteiba al-Marei）。他们于2011年8月1日在靠近大马士革的一个检查站被捕，当时士兵在马雷的手机中发现了抗议示威活动的影像。此后，这两人便音讯全无。几年后，一名曾被关押在塞德纳亚（阿萨德政权关押政治反对派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的前囚犯称，他曾遇到一名被狱警称为“记者先生”的囚犯：这只是一个线索，并非确凿证据。而“叙利亚解决方案”（al-Hal al-Souri）网站的撰稿人尼扎尔·赛义德（Nizar Said）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获得有关其安全保障的承诺后，他离开了雅尔穆克巴勒斯坦难民营，却随即被政权武装力量逮捕。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他于2018年7月17日在遭受酷刑后死亡。
然而，导致记者遇害和失踪的责任，并非仅由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方承担。“伊斯兰国”、“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以及各类反对派武装团体，也曾逮捕、绑架并杀害媒体工作者。据“叙利亚人权网络”统计，2011年至2024年间，冲突各方共造成717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死亡，其中559起由阿萨德政权所为。
两年前发生的政权更迭，使得人们能够进入此前无法触及的区域，从而得以搜集到有助于追究责任的文件和证词。然而，记录罪行并不等同于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将人权组织所掌握的档案转化为法律程序中可采信的证据，重建指挥链条，并查明那些下令或实施逮捕、酷刑及杀戮行为的责任人。
这正是叙利亚人权组织目前准备应对的新挑战。“叙利亚人权网络”负责人法德尔·阿卜杜勒·加尼（Fadel Abdul Ghany）表示，这些记录工作必须转化为能够支持叙利亚国内法院及国际法院诉讼的案卷材料。每一个未获解答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亟待还原的故事，以及一份必须明确的责任。如果“新叙利亚”希望走上民族和解的道路，那么这笔关于真相的“债务”就绝不能被搁置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