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亚洲新闻）—专家们讨论了各种战争方式，这些方式在手段和目标上各不相同。一种是“动能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顿巴斯之战、无人机、炸弹和飞弹袭击城市。另一种是“认知战”，一场争夺世界观的战争：这包括“网路水军工厂”和虚假新闻网站、大量网路虚假资讯以及人工智能训练。尽管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动能战中陷入困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在认知战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自由电台评论员谢尔盖·梅德韦杰夫（Sergei Medvedev）与记者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伊利亚·克利申（Ilya Klishin）和玛丽亚·瓦列奇科娃（Maria Valečkova）探讨了这些问题。
问题在于，戈培尔的宣传与克里姆林宫的现代宣传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波梅兰采夫指出，“宣传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并为行动提供语言”。俄罗斯体制一直以来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的被动性之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直难以找到积极的员工，人们甚至需要用大巴运送才能参加抗议活动。纳粹德国的建立是基于社会动员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体制截然不同。但据这位记者所说，它们在另一个方面又非常相似：二战结束后，社会学家试图理解纳粹宣传的力量，并提出了“集体自恋”的概念。
这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自己的人民一直以来都受到他人的轻视和羞辱，而现在他们也有权反过来羞辱他人；透过这种宣传，人们会感到自己更加重要和优越。科技、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的程度可能会改变，但其心理原理基本上保持不变：宣传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并提供一种行动的语言，一种组织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正如波梅兰采夫所解释的，“集体自恋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形式”；几十年来，社会学家设计了各种问卷来衡量它，甚至克里姆林宫也在分析社会和政治策略，以强化这种基于怨恨的自恋。它不再只是一种理论；其实际应用显而易见。
伊利亚·克利辛指出：“区分模型训练和线上搜寻资讯至关重要：在西方神经网路中重塑对阿列克谢·纳瓦尼（Alexei Navalny）的认知极其困难，因为资讯来源太多”。试想，一位鲜为人知的和平主义活动家只有两个资讯来源，而宣传网络中却出现了另外二十个，这些来源足以在模型搜寻资讯时造成混乱。网路上一些小语种的细分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脆弱性：样本量缩小，为操纵舆论提供了可能，例如透过复制当地报纸。俄罗斯各组织经常行事前后矛盾：秘密机构、总统办公室附近的机构以及普里戈任遗留的项目争夺预算，彼此矛盾。这看似不同资讯来源之间的一场激烈辩论，但其共同目标往往是制造混乱，让人觉得永远无法得知全部真相。
玛丽亚·瓦莱奇科娃认为，“西方世界在这场资讯战中根本没有选边站队”。俄罗斯已公开宣称并持续多年发动这场战争，不惜一切代价、资源和时间。这场“准备轰炸”由来已久，并已向四面八方蔓延，影响范围广泛，远远超出俄罗斯本土。
生活在民主制度健全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生活竟会如此不同。在包括媒体在内的信任氛围中，人们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竟然会允许自己重新滑入极权主义的深渊，而俄罗斯当局正在利用这种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