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亚洲新闻） - 土耳其以一种“既强调又利用”的方式纪念未遂政变十周年。这场发生在7月15日至16日夜间的政变曾短暂动摇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权力。这是一次针对土耳其政治和体制核心的打击，而“苏丹”却从中变得更加强大，多年来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总统制改革——这些改革使他得以进一步巩固对国家的掌控。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引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出席最近的北约峰会所体现的那样——白宫解释称，他“仅因应埃尔多安之邀”才出席此次峰会，而土耳其在军工和国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取得了创纪录的业绩（和合同）。尽管在人权和自由方面存在诸多内部“阴影”——他最近会见了基督教领袖，但宗教侵犯和虐待事件依然存在，以及库尔德问题悬而未决，但他仍然成功地将自己的影响力从叙利亚扩展到了海湾地区。
埃尔多安：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总统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了政变期间的戏剧性过程，以此纪念政变十周年，并颂扬了一个比过去“更强大”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一夜”所展现的、必须“发扬光大”的“抵抗精神”。苏丹称7月15日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人民捍卫了“他们的意志、民主和独立”。“自那个充满威胁的夜晚以来，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信中接着写道——当时，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惜牺牲生命，为自己的独立和未来而战。”埃尔多安随后补充说，在那动荡的夜晚，他号召民众涌上街头和机场——并占领它们——这体现了他对国家民主意识、远见和勇气的“信任”。
“我们的国家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它再次捍卫了，”他继续说道，“自己的独立和未来。”总统随后回顾了在未遂政变中丧生的253人和受伤的2000多人。“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为保卫祖国、国旗和民族意志而展现出的牺牲、勇气和英雄主义。”他随后保证，土耳其将继续在国内和国际上与费特胡拉·居伦运动（FETÖ）进行“斗争”，土耳其称该组织是“未遂政变背后的恐怖组织”。埃尔多安总结道：“我们已经彻底铲除了居伦运动，从官僚机构到军队，从司法部门到商界，各个领域都无一幸免。”
一位《亚洲新闻》驻安卡拉的外交消息人士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他强调土耳其领导层正在以“最大程度的重视和利用”来纪念未遂政变十周年。他接着说道，其目的是“将其塑造成一种带有伊斯兰教‘天命论’和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号召”。他说，近来，一系列活动接连不断，“游行、音乐会、以及对事件进行史诗般重现的特别电视直播”。最后，他们还提到了梅夫利德节（Mevlid，即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节日，在土耳其传统中也指一种诗歌体裁），“举行守夜仪式，吟诵这首诗，如同先知诞辰日一般”。
政治迫害
在政变失败的动荡时期，27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随后几天，政府领导人和埃尔多安总统对被认为与费特胡拉·居伦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军人和行政官员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居伦于2024年10月去世，他始终坚称自己无罪。居伦曾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后来却成了他的头号敌人；自流亡美国以来，他一直被视为一个网络的首脑和负责人，而安卡拉方面将该网络定性为恐怖组织。居伦始终否认参与其中，他及其运动遭到了名副其实的“猎巫行动”。
此外，这场镇压还波及到记者、反对派媒体、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和体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警方和情报部门的严打，这场在土耳其史无前例的镇压行动在西方引发了强烈批评，并导致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由于埃尔多安的强硬路线，数万人被捕，数十万人失业，并颠覆了现代土耳其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的世俗理念以及军方维护的社会秩序。这种转变导致了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宗教的兴起，而这正是总统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的体现。
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BMM）——未遂政变的目标之一——的两座纪念碑至今仍在纪念2016年7月15日至16日夜间发生的惨痛事件。其中一座方尖碑形的纪念碑矗立在迪克曼门附近，那里是第一枚炸弹击中议会大楼的地方。爆炸地点被玻璃结构围起来，被称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7月15日烈士纪念碑”（如图）。根据官方说法，此次未遂政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结果，并在2015年11月1日大选后加速推进，其幕后推手是居伦运动。如今，7月15日已成为国家假日，原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更名为“7月15日烈士桥”，以纪念当晚遇难的烈士。
镇压的魔爪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5年间，约有39万人因与居伦运动有关联而被拘留；其中约11.3万人被羁押候审。此外，包括学校、协会、基金会和媒体在内的2761家机构被关闭；至少4130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或加重终身监禁。然而，周年纪念日不仅仅是对遇难者的简单悼念；它也标志着该国深刻的政治转型，政府权力扩张，镇压居伦运动，并实施逮捕和驱逐行动。此外，在未遂政变发生六天后，议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该状态理论上于2018年7月19日结束，但其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在那两年里，埃尔多安总统主要通过紧急状态法令进行统治，共颁布了32项法令，但他的领导风格却未曾改变。
政治学家埃尔辛·卡拉伊乔格鲁（Ersin Kalaycoglu）重申了紧急状态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的观点。尽管紧急状态已于2018年正式解除，但那段时期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度化”。国家经历了永久性的转变，频繁使用法令导致了“高度集权的结构”。公共行政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官僚机构从一个拥有自身专业标准和科学专长的机构，演变为一个主要执行政治指令的机构。与此同时，反对党指责政府的清洗行动远不止针对居伦运动，除了被怀疑的支持者外，活动人士和批评人士也遭到起诉和解雇。
最后，还有媒体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自十年前那个悲剧之夜以来，土耳其的独立媒体通过大规模监禁、关闭、监管处罚和网络审查等手段，逐渐遭到瓦解。此外，媒体所有权也集中在亲政府手中。最初的镇压主要针对被指控与居伦运动有关联的记者和媒体机构，但后来逐渐扩大到所有批评执政领导层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