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亚洲新闻）—十五年前，现年四十九岁的蔡崇国先生还是一名热血青年。他告诉亚洲新闻通讯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夜晚，当坦克驶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十几名学生倒在了机枪下，而我却无能为力，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一次经历”。在此之后的几天里，他被迫藏匿了起来。几个月后，成功地逃往香港。今天，定居法国巴黎的蔡先生在《中国劳工通讯》工作。《中国劳工通讯》是一份专门报道中国劳工现状的网上刊物，其主编是首位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韩东方。鉴于布什即将来访的压力，法国政府禁止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包括纪念天安门事件也未得到许可。但是，人们可以举行非室外的聚会活动。为此，蔡先生组织了天安门事件摄影展，以纪念和告慰遇难者。

       请问从一九八九年至今，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九八九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要求民主。今天，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变得越来越……保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学生们也在为就业犯愁。但是，今天，更多的农民和工人要求他们的权利，而不只是单纯的民主或者自由。他们要求工作的自由、要求获得应得的薪金、得到公正的待遇、能够组织工会、自由结社、送子女上学读书……。中国可能是富有了，但是仍然有更多的需要；人权的斗争阵线越来越广泛了。就这方面而言，中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示威游行的。

       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屠杀是必要的，因为由此而保障了社会稳定和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觉得这纯粹荒唐。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说，二战后意大利的经济腾飞，要感谢纳粹和墨索里尼！即便没有发生天安门屠杀，经济也会同样增长，而且，还很可能是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步增长。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可能要均衡得多；社会也可能会正义得多。

       是否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向民主演变呢？

       今天远比一九八九年时困难。那时，如果政府接受了学生们提出的对话要求，很可能已经把民主从城市逐步推广到农村了。但是，政府封闭了起来；它对自己的人民没有任何信心。

       为什么政府如此反对民主？经常说民主只是“西方的梦想”而不是亚洲的……？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权利垄断。截止目前，他们从来不懂得利用对话作为转变的途径。北京认为，对话只是权利的丧失。

       许多八九民运人士都象您一样流亡海外。那么现在，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仍继续在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呢？

       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放弃政治了。过去，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当然，今天他们要承担起自己的生活，以及在中国的亲人的生活。他们担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会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人们带来麻烦。

       您在中国是否还有亲人？难道不害怕吗？

       我的父亲在两年前去世了。现在只剩下了我的母亲，我经常为她担心。上周，四名警察找到她，并对她进行威胁。

       您有哪些希望？

       我的希望是很大的。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应付局面。为此，北京也越来越将权利下放到地方去解决危机。由此，与抗议者、与要求尊重其权利的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所以说，我对中国的民主充满了希望。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实现政治民主。需要增强社会民主，通过成立享有表达自由的自治、独立的社团来实现一个文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