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当选之际，教宗的目光就凝聚在了中国。当年教宗默存心中的枢机主教，就是因忠实于教宗而被关押了二十五年多的上海市总主教龚品梅枢机。一些人猜测，教宗最后一位默存心中的枢机，可能是中国公开教会的一位主教。

       若望·保禄二世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向中国和中国教会讲话。从一九七九年起至今，至少三十次公开讲话中都是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督信徒以及渴望建立圣座与北京之间合作关系的。若望·保禄二世的全部讲话中，始终高度赞扬中国文化与历史；盛赞中国天主教徒在教难中的忠诚；始终反复重申，任何一名“好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国家的“好公民”。为此，中国完全不用害怕基督信徒，因为信仰使人在促进国家进步的努力中，更加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作为交换，教宗始终要求宗教自由，而且也只为基督信徒要求宗教自由、要求圣座可以任命主教的自由。可是，二十六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以圣座中止同台湾外交关系、接受不干预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的先决条件为由，回答教宗。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梵蒂冈任命出任台北的不再是大使，而只是代办。而北京却似乎始终没有注意到此举。

       九十年代，教宗还要求德勒撒修女作为大使同北京政府接触。德勒撒修女三次出访中国，要求能够创办一个仁爱会修女会的会院，照顾穷人。中国的回答是，国内“没有穷人”。

       甚至直到最后，纪念利玛窦抵达北京四百周年纪念活动（二OO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吁中，教宗甚至表达了对过去可能犯下的错误的“痛心”；只要求“能够共同致力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及世界和平”。北京反应冷漠，没有作出回应。

       教宗要求“向基督开启大门”的呼吁在中国只遇到了封闭的大门。但是，这一失败是不能归咎于教宗的。因为，教宗的所有友好举动和关注，得到的都只是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封闭。

       一九八一年，当被关押了二十二年的八十一岁高龄的邓主教因健康原因出国就医，来到罗马，获得了广东省总主教区总主教的任命时，北京政府强烈谴责梵蒂冈策划反中国的阴谋；并不允许主教返回广东。

       一九八五年，中国以健康原因为由驱逐了龚品梅蒙席。一九九一年，教宗在罗马接见了龚枢机，与龚枢机共祭，并擢升为主教。北京暴跳如雷，指责若望·保禄二世“干预中国内政”。

       只要共产党仍然坚持意识形态观念，对教宗的敌意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若望·保禄二世被视为是使欧洲共产主义失败的人，为此，也是头号敌人。但是，从九十年代起，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人信奉共产主义了。利用意识形态的观念来反对圣座，只是害怕而已。当意识形态土崩瓦解的时候，便出现了“野蛮的资本主义”。党必须面对一个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的现实——宗教的重生，特别是天主教的振兴。无论是青年还是成人；农民还是在职人员；都对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对正义理想遭到背叛感到失望。人们纷纷涌向庙宇、圣堂，许多人发现了基督信仰是重新找到人性尊严与民主的道路。

       同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不懈努力和高瞻远瞩，使许多北京任命的官方教会主教回到了教宗跟前，要求宽恕与和解。

       外交关系的失败是中国的双重失败——未能彻底铲除宗教、未能建立一个与罗马没有任何关系的民族教会。

当北京继续失去其国民的尊敬时，越来越多人愈发崇敬教宗。根据北京和上海大学的研究调查显示，60%的中国学生表示对基督信仰非常感兴趣。

对教会的恐惧日益增加，迫使北京在一九九九年开始了外交对话。而唯一的条件是取缔地下教会；坚持对教会的控制和主教任命。当罗马的一些人士开始筹备对话的第一步时，北京逮捕了地下教会的主教和司铎、摧毁了圣堂、禁止地下教会基督信徒子女上学或者进入高等院校。而且，官方教会也开始了加强控制的阶段，制定控制活动、修院、修道院、主教和司铎的法规。

二OOO年十月一日，教宗封列一百二十位中国殉道者为圣人。政府发现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正在联合准备弥撒圣祭、朝圣、散发有关未来圣人的资料。为了分裂教会重新找回的合一，北京上演了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指责梵蒂冈挑战中国——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教宗甚至亲自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阐明封圣的初衷是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而北京却从没有作出任何回复。

       而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连日来对教宗所表示的哀悼也更多的是出于害怕，而不是真正的悼念。中国人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敬仰如此强烈，使北京不得不有所表示。但是，表示友好的信息上，甚至还要补充上了粗鲁的著名的开启双边对话的条件。同时，中国仍在继续逮捕地下教会主教和司铎。然而，就连公开教会也在建议梵蒂冈不要放弃，没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最好不要有任何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