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2018, 17.21
梵蒂冈-中国

我们对中梵协议持怀疑态度,并非“反对”教宗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亚洲新闻通讯社既不乐观,也非悲观,而是实事求是。“有针对性”的主教任命会窒息教会,如今已然。“乐观派”对摧毁教堂、禁止年轻人信教、铁腕监控司铎和信众等事实绝口不提。建议——如果没有协议——推进中国教会的团结,强化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的培育,支持福传事业。基督新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传教经验。不要以“遗弃”态度对待地下天主教会。

罗马(亚洲新闻) —  亚洲新闻通讯社对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协议有何看法?一些读者就这个近期来全世界许多天主教徒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话题问我们。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乐观派”,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事实上只关乎主教任命而非其他:并不是有时候人们觉得的那样是关于北京和圣座建立外交关系——就像一剂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可以解决中国教会的所有问题,实现更大的团结、更广泛的福音传播、更良好的文化融合(“中国化”)。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悲观派”,他们认为与北京的每次谈判都是无益的,因为它的政府根本“不可信”,因为达成协议的代价是教会向政治力量拱手投降,中国的政治一直强调教会的“独立性”,并要求中国主教们每时每刻都要重复“自主办教”的腔调。

而我们亚洲新闻通讯社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但持怀疑态度。我们怀疑,是因为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关注着发生的事实。就在梵蒂冈和中国代表团即将会晤之时,在中国有教堂被摧毁,年轻人被禁止去教堂,连在自己的家里一起祈祷也不被允许……如果一个党派的计划是窒息和抑制信仰(任何信仰),那么,除了以一切方式(包括“有针对性”地任命主教)扼杀中国教会的任何生命力之外,北京方面对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别的兴趣呢?现在已经有了令人忧虑的迹象:司铎们不能与年轻人接触,不能与他们一起组织夏令营和避静等活动;国外和国内的主教们必须遵循共产党传给他们的指示;与其他非中国天主教徒的联系受到监控、拍摄,让其完全失去意义。

我们提到的所有这些事实——而且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听到和报道——在其他新闻、分析、以及许多“乐观派”中国“专家”们的文章中却无迹可寻。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偏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

然而对我们来说,信仰是与理性和宗教自由相结合的,如果一个协议不能保障更大的宗教自由,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好的协议。

最让人难过的是,对中国政府每一次低语都欢欣鼓舞的“乐观派”却把我们基于可确证事实所发布的谴责和新闻视为“阴暗的危言耸听”。更严重的是,他们甚至把我们发布的事实看作是“反对教宗方济各的阴谋”,这恰恰与教宗方济各一直倡导的兼听则明、乐意与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辩论的立场背道而驰。其实我们所做的正是追随教宗方济各,为他提供更多的观点和事实来决策,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盲目的、有点儿蒙蔽性的意识形态立场。

此外,我们的教宗迄今为止一直表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和信众的信函(2007年)“仍然有效”。那封信中说中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这意味着,主教们——即使是那些被中共政权认可的主教——如果他们想作为天主教会的主教,就不能宣称独立自办教会原则是一个显而易见、值得称颂的事情。本笃十六世的信中还说,教会不能“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但同时也强调,“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

我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反对教宗方济各”呢?

人们很清楚,与中国政府关系轻松可以带来更多中国学生来意大利的宗座和非宗座大学里留学,数百万中国游客会纷至沓来游览西斯廷教堂,甚至梵蒂冈银行(IOR)也可以与世界第二大(很快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找到合作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遥远的可能性。相反,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基督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地下的——正在受到制约和窒息,仿佛他们的宗教是党必须摆脱的一种有害生物(而事实上当今物质迅猛发展而灵魂空虚的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宗教)。

如果不是这个“历史性”协议,那么亚洲新闻通讯社的提议是什么呢?我们建议等待更好的时机,继续两个团体修和在中国的“历史性”努力,加强教育和福传。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都主张官方和地下团体的修和。而这并不需要与政府达成任何协议:修和与团结来自天主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两位前任教宗成功地使得几乎所有的中国主教与教宗以及彼此之间实现了修和。“乐观派”忘记了,正是这几乎达到90%的团结令天主教爱国会感到惊慌,他们再度开始了没有教宗任命的非法祝圣,迫使与教宗共融的主教们参加这样的仪式,甚至出动警察力量,在信众中制造混乱和丑闻,而爱国会则从分裂中渔利。

我们建议另一方面的努力是司铎、修女和平信徒的培育。为此,亚洲新闻积极为中国的年轻司铎寻求奖学金机会,以中文传播教宗的讯息和帮助信友坚固信德的文章报道。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天主教团体都和我们一样积极致力于这个领域。

最后还有传福音。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的新教徒学习:没有任何协议,新教基督徒在中国却像野火般蔓延。扩散得特别迅速的正是未被政府承认的团体:被“三自爱国运动”(官方新教团体)收编的团体约有2000万人,但有超过5000万人在家庭教会聚集,开办神学院,传播出版物。而这一切即使在他们受到迫害、被捕、教堂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他们传福音的行动没有停止,而且他们得到世界上许多新教团体的安慰、帮助和支持,如果中国的天主教徒也能够从普世教会得到这样的安慰、帮助和支持,那该多么美好啊!

关于这个“历史性”协议,人们总是谈论“越南模式”。但需要提醒的是,河内政府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并非出于好意,而是当政府看到了一些主教威胁要创建和扶助家庭教会、地下修院和非官方主教。

让我悲伤的是,在中梵对话中,地下教会的想法和生存根本没有被纳入考虑,也无人倾听:它似乎已经成为了“被遗弃者”,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一再劝勉不要采取抛弃的态度。事实上地下教会构成了中国信众的大多数。在中国一千二百多万信友中,约有五百多万在官方教会的统计数据中,另外七百多万属于地下教会,这是一个不能以沉默待之的“被遗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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