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7/2018, 00.36
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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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应是唯利是图,而是致力于共同福祉

圣座教义部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今天在梵蒂冈发布文告《经济和金融问题:关于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某些方面的道德考量》,评判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现象。

梵蒂冈(亚洲新闻)— “衍生品”、“证券化”、“信用违约掉期”或离岸金融等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与道德相悖。但从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只重视利润的经济管理在个人、社区和国家层面上造成的损害,突出地表明了经济——正如人类所有的其他维度一样——“需要道德伦理来保证其正确运行;不是随意一种道德,而是对人类友好的道德”,并且,“也已无可否认,道德缺失问题加剧了市场机制的不足之处”。

圣座教义部(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Dicastero per il servizio dello sviluppo umano integrale)今天在梵蒂冈发布的文告《经济和金融问题:关于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某些方面的道德考量》(Oeconomicae et pecuniariae quaestiones. Considerazioni per un discernimento etico circa alcuni aspetti dell’attuale sistema economico-finanziario)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圣座教义部部长路易斯·拉达里亚(Luis Francisco Ladaria Ferrer)总主教介绍说:“这些考量的目的是清楚地指出,在不诚实的、掠夺性的金融实践蔓延的源头,首先是一种人类学的短视,以及随之而来的渐进的人性危机。如今的人们不再知道我是谁、在世上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行事,结果就落入了当下便利就好和主宰市场的利益的支配。”

文告在实质上指出,“自私最终并不获益”,必须重新思考“那些继续统治世界的过时标准”,探索“经济和金融的新模式,使其惯例和规则着眼于增进共同利益和尊重人性尊严”。

为此,考虑到我们正面临着“重要代理人和大型经济金融网络之权力日益增长和扩张,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代表却常常迷失方向,被这些超国家代理人和他们掌控的庞大资本操纵从而无能为力,无法追求他们作为公共利益公仆的原本使命,反而成为了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资本附庸。当务之急是在经济和政治代理人之间结成一个有新意的联盟,将团结联合的需要和辅助支援的需要同时结合起来,促进人类真正和整体福祉”(第12段)。

文告还指出,经济世界的内部“资本获利的陷阱已经越来越逼近,并有可能取代往往受限于经济体系主要利益之边缘的工作收入。结果是,工作本身及其尊严不仅成为日益面临风险的现实,而且失去了对人的‘向善’的引导,从而只能成为不对等社会关系中的交换手段”(第15段)。

这种“非对等”关系还有利于投机意图,“如今投机意图很可能会取代实现人性自由的所有其他主要意图。这一事实正在侵蚀我们文明社会的价值基础,诸如和平共处、相遇、团结、互惠共生、为了共同福祉的责任感等等巨大的人类精神遗产。在此背景下,‘效率’、‘竞争’、‘领导力’、‘业绩’等词汇侵占了我们公民文化的所有空间,其意义却弱化了交流的质量,而是沦为纯粹的数学指数。这种现象首先需要的是人的觉醒”(第17段)。“在这方面,一些非常积极的例子是合作信用社、小额信贷、以及针对家庭、企业、当地社区的公共信贷、还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等等”(第16段)。

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一方面,单纯信任不依赖于任何道德的市场分配的所谓自我调节,是完全的幼稚病,而另一方面,迫切需要为市场行为制定正确适宜的规范,保护所有在健康和正确互动体制下运作的主体,特别是那些最脆弱的群体”(第21段)。

此外,需要一种超国家控制的形式,“这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是由于认识到最近经济危机的主因之一是金融界成员的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目前的现实是,经济体系的超国家性使得经济主体可以轻松规避各国建立的国内规则”(第21段)。

需要“完全透明”和“尽可能的信息最大化”,使得每个人面对“当理财顾问管理储蓄时不合道德行事”之时都可以“充分和自由意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行为包括“以增加中介佣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证券投资组合过度交易;与其他银行相比,其他银行的产品更适合客户的需求时,却不尽职地推荐合理的理财工具;财务顾问在保护其客户及其资产组合有关的利益方面缺乏足够的勤勉,甚至是恶意的疏忽;银行代理在发放贷款时强行搭售同一家机构推出的其实并不有利于客户的其他金融产品等”(第22段)。

所有这些都是“把追求利润放在金融企业文化的顶端,忽视共同利益需求”结出的恶果。有鉴于此,“迫切需要金融业诚恳自省,逆转趋势,将构成共同利益之所有因素纳入考虑的企业和金融文化”(第23段)。在这方面,“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和试验,一个有意义的建议是在银行内部建立一个辅佐董事会的伦理委员会。这些尝试旨在帮助银行不仅仅只盯着资产负债表上的损益和经营结果,而是在章程规定的使命和金融惯例之间找到有效协调和一致性,同时也充分支持实体经济”(第24段)。

以这个逻辑,“每个信用证券必须对应于一个潜在的实体价值,而不仅仅是推测和不易量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迫切需要对信用评级机构工作的公正超然性制订公开规范和进行评估(第25段)。

随后,文告在伦理道德方面批判了“衍生品”、“证券化”、“信用违约掉期”等充满不确定性的金融产品。接下来是离岸金融,这不光涉及巨额经济流动,而是成为“洗黑钱”(即非法收益)的窠臼,文告指出,“鉴于这些系统的非透明性,难以准确确定流经它们的资本数量;然而,有人计算,只需对这些离岸交易征收极小的税,就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那么为什么不鼓起勇气采取这样的措施呢?”(第31段)。

但是,除了诸如国家对这些行为实施控制之类的公共举措之外,文告还建议关注个人层面上也多加注意。“因此,在消费和储蓄上谨慎而负责任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我们如何购物,这是一个选择,“我们选择商品时,常常没有意识到它们有可能是在违反基本人权习以为常的地方生产的,或者说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家唯利是图、除了股东利益和利润之外其他全然不顾”。“我们需要清醒的选择,倾向于那些在道德伦理方面值得尊重的生产路径,因为,即使这一看似细小平常的行为,但从消费中我们表达了伦理选择,我们被召叫在面对具体人性有益或有害的选择之前表明立场。有人说这是‘用钱包投票’:确实,我们每天在市场上投票,拥护那些帮助我们所有人真正福祉的产品,拒绝那些对之有害的”(第 33段)。(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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