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2016, 16.01
中国 – 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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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中国教会的乱象买单?

作者 Pietro

董关华事件的反思。后者未经教宗批准祝圣主教,并于九月十一日擅自就职。这是一起孤立事件,遭到了许多非官方教会主教的谴责。几十年来,地下教会保持着对圣座的忠贞。不要利用这起事件达到攻击他人的目的。面对爱国会的良心问题

北京(亚洲新闻)— 回顾天主教在中国六十多年来,经受了太多的艰辛历程,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大陆后,外籍传教士被驱逐或拘禁,国籍传教士或逃亡或拘禁,紧接着修院被取缔,不一一列举。1957年成立所谓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造就大批“自选自圣主教”,形成与罗马教廷抗衡的“中国天主教”。当然,仍有忠于信仰的勇士为了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对天主教的摧残更是无法形容,全国无以计数的教堂被摧毁,天主教成为反革命组织被取缔,主教神父、修士修女 被迫还俗的更是无法统计其数字。有形可见的天主教会几乎已不复存在。牢狱反而成为保护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避难所。

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也逐步落实,主教神父纷纷获得释放。罗马教宗若望保录二世,针对中国的天主教,采用了卡萨洛利枢机的“东方政策”。对地下教会赋予“特权”,可以自行祝圣主教;对于地上教会实施怀柔政策,只要“非法主教”对罗马教宗表示服从,就给予合法化。这种双项政策致使中国天主教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也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 合法主教”最多的时期,因为多个教区同时有两个或三个主教。很自然地,在这种境况中很难保证主教人选的德操与才能,也出现多个不尽如意的主教人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通讯工具的便利,实施特权的环境已经改变,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借着发表针对中国天主教的牧函,取缔了中国主教自行祝圣主教的特权,这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为了使中国天主教与普世天主教达致圆满而完全的共融,方济各教宗急切期盼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使得中国主教的选圣能够合乎天主教传承,同时也让中国官方参与其中。这样的意向和策略,很明显地有其浓厚的政治层面,罗马教廷做出的让步致使中国主教几乎是没有选择人选的权利。因为,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负责人,一向是由中国官方操纵和掌控,他们完全就是官方的傀儡。那么,若是中国主教人选由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推选,教宗对中国主教的任命完全是一个摆设,根本没有实际意义。那些地下主教更是无法推荐忠于圣座的主教人选,或者说,地下主教即便参与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内也无法实施自己本身的权利,更何况一直坚持忠贞的地下主教与神父是否愿意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才是一项不可逃避且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地下教会一直坚持忠于圣座,抵制爱国会,现在因着教廷愿意与中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让步肯定是必须的,但是,地下教会神长教友对爱国会的接纳是否却是一个良心问题。

 

应该相信大多数地下主教也是愿意早日使中国天主教与普世教会达成圆满的共融,也愿意与公开教会修和,甚至走向合一。许多教区都在努力做出修和的尝试,诸如:汉中教区、温州教区、永年教区,并且也显示出彼此的诚意和果实。不可否认 ,在哪艰苦的时代,地下教会神职人员,尤其是那些值得钦佩的主教们,如:保定教区的范学淹、易县教区的刘冠东、菏泽教区的李炳耀、齐齐哈尔教区的郭文治、烟台教区的高可贤、上海教区的范忠良、闽东教区的黄守诚等主教,在捍卫天主教圣统问题上坚贞不屈是有目共睹和显而易见的。

至于近期出现“董关华”在无教宗任命而被祝圣为主教的现象,只能说这是在中国天主教走向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个案,并非普遍现象。首先,当董关华于2016年9月11日公然“就职”后,正定教区一向忠贞于圣座的贾治国主教于9月13日发表声明说:“根据董关华私圣主教及9月11日就职事实,他与圣他的主教均已触犯了法典1382条,受到了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这就足以说明,忠诚于罗马教宗的地下主教不可能都像董关华那样大骂教宗方济各,甚至不接受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

欧洲捷克教会在被迫害时期甚至有主教祝圣女司铎的事件发生,但这都是个别现象,并不能否定捷克地下教会在教难时的忠贞。同样, 中国天主教在经过漫长的迫害与磨难中,出现诸如像“董关华”类型的奇葩应该说在所难免。若是有人暗中操纵或别有阴谋,借以毁坏地下教会忠贞的形象,应该受到谴责;若是有人借题发挥,以此将“董关华私圣主教”现象,视作中国地下主教对抗罗马教宗的行为,同样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尤其是像:温州教区的邵祝敏、齐齐哈尔教区的魏景义、闽东的郭希锦、南阳教区的靳禄岗、余江教区的彭卫照等新生代主教,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或支持“董关华”的狂妄自大之行为。即便是教宗方济各在针对中国官方的策略上有所改变,甚至这种改变对地下教会不利,地下教会忠贞的主教们也不会做出如此离谱的荒唐行为。同时,也应该考虑之所以出现“董关华私圣主教”事件,它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应简单的认为仅仅是地下教会对教廷不满的表皮现象。它既有政治环境的原因,也有罗马教廷策略的原因,更有像“董关华”等人性偏激的原因。“董关华私圣主教”事件的出现,同时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中,以及中国地上地下教会的修和中,都要理性地去面对和深思,减少为了自身利益而彼此谩骂和攻击,更不可以将“董关华私圣主教”的个案普遍化。

 2016年10月12日,伯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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