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3/2018, 18.32
中国 - 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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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日君枢机: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与中国对话

作者 Card. Joseph Zen

官方和地下团体的修和可能困难, 但这是可能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和分裂的教会。梵蒂冈对新东方政策的崇敬,可能会协助北京 「奴役教会」。对教宗本笃十六世说话的操纵,及对教宗方济各的服从。

香港 (亚洲新闻) - 中国官方与地下团体的修和不是「没有困难, 而是有可能的」;中国和梵蒂冈需要进行对话需要澄清目的,「真正的宗教自由」,不是国家在中国管理天主教会」的情况, 简称 分裂「教会」;梵蒂冈外交的指控是「操纵」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以及他们「尊敬」的卡萨罗尼枢机(Agostino Casaroli) 的新东方政策;提交给教宗方济各判断,但这不符合他在教廷的合作者的愿望。这些是本文所讨论的一些主题, 香港荣休主教陈枢机在其博客发表中文本: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和中国对话》

〈我们为什么要与中国对话〉一文的回应。

尊敬的帕罗林枢机(Parolin)接受了詹尼.瓦伦特(Gianni Valente)的采访(亦即两人之间虚构出来的采访)。

我多次阅读这个采访,现在我又再次阅读(即使阅读它令我反胃),以便公道地发表我的意见。

我很感谢尊敬的枢机承认「持不同的意见是合理的」。

(1) 首先,我们注意到尊敬的枢机坚持认为他的观点和活动的目的是属于牧养、灵性、传福和信仰的,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只是以政治为目的。

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他崇拜他的导师卡萨罗利(Casaroli)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外交,而鄙视那些坚决捍卫耶稣为宗徒建立的教会不受任何世俗权力干扰的人的真正信仰。

我永不会忘记,几年前在《罗马观察报》读到一篇报道,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形容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中欧国家信仰英雄【不点名的指向维辛斯基(Wyszynsky)枢机、敏增蒂(Mindszenty)枢机和贝兰(Beran)枢机】为「角斗士」,「从头到尾反对政府和渴望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们」。这番言论让我震惊万分。

(2) 我们也注意到他对我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的深重痛苦一再表示同情。鳄鱼泪!他讲的是什么痛苦?他非常清楚,他们并不害怕贫穷,也不害怕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或被剥夺,甚至准备丧失生命。但他对这一切根本毫不尊重。(他们是「角斗士」!)

他还谈到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及他打算用「慈悲的香脂」来对待他们。但他说的是什么伤口?

在访问结束前,他提到一点:「我坦率地说:我还深信,中国教会所经受的部分苦难与其说是个人意志,更是由于处境的客观复杂性。」

所以他非常清楚,在中国的教会里,不是(至少很少是)私人冒犯或怨恨的问题,而是由无神极权势力制造出来的迫害。使用慈悲的香脂?但前面已说了这不是私人怨恨的问题,问题是需要让人从奴隶制度解脱出来。

讲到慈悲,对迫害者慈悲?对他们的帮凶慈悲?奖励叛徒?惩罚忠信的人?强迫一位合法的主教让位给被绝罚的主教?这不是更像在这些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擦盐吗?

让我们回来分析「客观的处境」。痛苦的状态不是由我们而是由政权制造出来的。共产党想要奴役教会。有些人拒绝接受这种奴役,有些人忍受它;不幸的是,有些人却拥抱它。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有可能不谈「权力、背叛、抵制、投降、冲突、让步、妥协」吗?

帕罗林希望我们谈论共融和合作。但有条件吗?在哪里共融?我们如何合作?因此,我们必须分析两个需要澄清的基本论点。

(3)你想达到的是甚么样的合一?

    a) 尊敬的枢机赞扬中国天主教徒,指出「在中国不存在两个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是第一个,在世界主教会议上,肯定这一点的人,因为在两个教会团体里,信众在心里都是忠于教宗的(今天随着在政府管理的教会团体里的「机会主义者」越来越多,我已不敢再对整个中国教会有这种肯定)。

但是帕罗林不能否认的是,目前,有两个基于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原则的架构的团体。一个的架构是建基于耶稣建立的教会的伯多禄首席权原则上,另一种架构是由无神论政府强加的、旨在创造一个受其权力支配的裂教。

    b) 消除这种分裂和实现合一,必须是每个天主教徒的愿望,但不是魔术棒一挥就能达成,更不要说靠扭曲教宗本笃的信函来达成。

在荣休教宗的信函里有这一段(8.10):「 有些主教因不愿屈服于那加在教会生活上不当的控制,且为了完全忠于伯多禄的继承人和忠于天主教的道理,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圣。秘密状态并非教会生活常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牧者和信友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以及在教会生活的切身部份,不愿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时,才会这样做。」韩德力神父(Jeroom Heyndrickx)断章取义地引用了「秘密状态并非教会生活常规」,在国内宣扬这样一句话作为他的使命:「地下团体不该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公开,成为受政府控制的教会团体的一部分。」

在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中,我们指出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国务院和万民福音传播部当时都无视这警告,显然是支持韩德力神父的理论。

直到两年之后──当有关的错误已造成了巨大损害之时──我们才能在信函的《纲要》小册子里,加入了一些注释,试图把「结构上的合一」与「心灵的修和区分开来」。

    c)帕罗林说,人们不应该对「两种对立的原则和机构维持长期的冲突」。但显然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因为两种架构中的其中一个是在政府的权力之下,这当然是指政权对它的控制,并且没有表现出会放弃的迹象。

教宗本笃说,合一的道路「不容易走」,而且「不可能一天完成」(6.5, 6.6)。

但是我们的外交官想要一个奇迹,他们现在就想要有,且不仅于此。他们还指责其他人「紧抱着对立的态度谴责弟兄,或者用『过去』作为借口煽动新的怨恨和封闭」,并且不准备宽恕,「那么不幸的是,便意味着还有其它利益要维护:可这不是福传精神的愿景。」。

对教会内忠实信众这些责备才是太残酷的,他们多年来因为忠于真正的教会而忍受过各种剥夺和压迫!

当对方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我们这一方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的合一时,就只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都进入「鸟笼」。

    d)「扩大笼子」的解决方案会鼓励人们走在一起吗?走上一条新的路径?内心会宁静?会有信心?

据说,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可假设,他们心里面已有将非法主教认可为合法主教之后的下一步措施。

那些根据教会法是合法的、但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主教,他们会怎样?他们会被政权「接受」吗?那就是,承认进到笼子?最终会有「一个」合法的主教团吗?(由政府握着鸟笼的钥匙?)

帕罗林集团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并不完美,这是两害取其轻。但,不要忘记你可以承受和忍受邪恶(伤害),但你不可以犯错(罪),无论大小。

有人建立分裂的教会而我们遭受苦难,我们或不能避免,但我们不能协助他们去创立它。

此外,由党建立的裂教不用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相反地,一个获教宗祝福的裂教将会很可怕!

(4)澄清了要达至的「合一」的性质后,考虑以下的问题就很容易了:我们如何实现这种合一?

修和(内部)与对话(与政府)。

    a) 修和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只取决于我们的善意。与政府的对话则更加困难。

    b) 教宗方济各在首尔说过:「对话的首要条件是保持自己的本质不变」。

这是一个诚实和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并让对方知道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良知决定对话的理想结果。具体说,那显然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它不仅不伤害,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真正益处。

我们能成功吗?有没有一线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咄咄逼人的现状下,这希望有没有至少最低的底线?它的言行都指向对每个宗教有更严格的控制,尤其对这个所谓的「外来」宗教。

共产党已不再觉得需要掩饰事实了。各种照片在在显示,这是一个国家主办的中国天主教,它不再是天主教,而是中国教、裂教(爱国会和所谓的主教团的联席会议,总是由政府官员领导)。教宗避免使用「裂教」一词,是因为他同情有些人是在重大压力之下身处其中。

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况看,教廷正在接受这种不能接受的现实。(这真的肯定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吗?)

为有真正的对话,它必须从平等的立场开始。狱卒和囚犯之间、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对话。但我们这边的人似乎正从一个弱势位置开始。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梵蒂冈代表团不能讨论已经在政府手中二十多年的苏志民主教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对话者拒绝了。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早就应该离开谈判桌回家去。接受他们的拒绝就像从一开始就跪在他们面前。

毕竟我们不是被征服者。难道我们的外交官不知道地下教会团体的信众构成,可能仍构成,教会的大部份信徒人口吗?不知道他们在各处有教堂和主教座堂吗?在城市里,他们显然不能有教堂,但他们在私人住宅里开弥撒公安部门当然知道,但并不干扰。不幸的是,自2018年2月起,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这是因为政府知道,它现在也得到了教廷的同意。

    c) 梵蒂冈在支持与政府进行外部对话的同时,扼杀了教会内部的对话。它以一种极其粗暴的姿态,取消了教宗本笃十六世设立的宗座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而不给一个解释。在梵蒂冈,唯一有资格的华人声音是韩大辉总主教,现在被调派到希腊当大使了。帕罗林所说「探索一个综合的真相」就是这些!「一起找出天主的计划」就是这样!他们相信自己「已妥当地考虑所有事情」。

(5)在整个访问中,最令我反感的,是对教宗本笃信函的不诚实扭曲,使得看起来他好像是荣休教宗的忠实支持者,而实际上他和当时的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阻碍了拉辛格教宗将中国教会带回正轨的努力。

在这次采访的开始和结束,他分别两次引用信函。

    a) 在第4章第7段中,教宗本笃说:「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是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的。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问题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

    b) 在第6段中他说过:(引用《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通谕)「教会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国家。但同时,也不能、不应该置身于为正义而奋斗的范围之外。」

在这两句引语中,帕罗林利用了前半句,而将后半句隐去,令教宗本笃的思想失去了平衡。

(6)鉴于最近的争议,我觉得有必要澄清我与教宗方济各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什么时候遇到他,他对我都充满温柔。

确实,我把私人对话披露可能会让他感到尴尬,对此我感到抱歉。但我仍然相信,教宗的想法与他的合作者的想法,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很容易地利用了教宗的乐观主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除非另有事实证明,否则我确信我为教宗的好名声作了辩护,他的合作者判断错误的责任与他无关,我也以为借着我他向我们在中国的兄弟们表达了他的鼓励;国内的兄弟们,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正在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若果有一天与中国不好的协议签署了,这显然是得到教宗的批准,那么我会默默退出,过「隐修的生活」。作为鲍思高的一个儿子(即使不堪当),我绝不会出来带头反对罗马教宗 ── 基督的在世代表。

让我们为教宗方济各祈祷:「祈求天主保护他,赐他力量,让他开心,并不让他陷入敌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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