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是他在二OO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利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开庭的五天时间里，对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目前生存状况进行的调查。同时，也是他在新疆生活了两年的时间中所收集的资料。在此期间，出身贫寒的高智晟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他开始免费为当地人提供法律服务，关注未在当局宗教事务局登记并受到迫害的基督信徒的情况。

       高律师写道：“野蛮抓捕、打压、冲击并“审讯”基督教徒，成了这群警察常年工作的全部内容”。“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持续反复地对仅因聚会祷告而被关押的信徒的‘审讯’的那种无聊和无耻，你根本无法想像那即是一群成年人在做的事”。他在报告中继续指出，“我的调查及写成这篇调查文字，并不单一是为了揭露黑暗及凶残的权力，凶残及反动权力的恶名早已被他们的长期恶行深深地植入绝大部份人民的心底，已无需用我的文字来告诉人们。我们持续想提醒人民的是，继续容忍这个杀戮一切向上力量价值的反人类的权力集团的危险性”。文件中“没有走访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那样的惊心动魄和浓烈至让人窒息的血腥残暴，但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对当地政府的对基督教家庭教会野蛮打压，对家庭教会成员随心所欲的非法抓捕、迫害的残酷现状的评价”。事实上，许多曾经同高智晟谈话的人都“神秘地失踪了”。现在，“在未经当事人正式许可的情况下，不在报告中揭示当局可以核查到的人名”。最后，高写道，“一位学者在与我作上述沟通时感慨道，‘法轮功的六年灾难，基督教的五十六年’”。

       在此，我们刊登报告中介绍的部分证人的见证：

二OO三年十一月被捕的基督信徒马连如

基督教徒马连如二OO三年十一月在奇台县被抓经过：“当我与十几位基督徒在一位叔叔家聚会（过圣诞），当时我们在唱歌，派出所、奇台县公安局以及宗教局的人来到了现场。他们来到之后让我们停止了唱歌，问我们谁是带领聚会的，当时我说我就是，他们就用照相机拍黑板上的圣经章节，又把每一位基督信徒带到房间去录笔录，然后把我和一位弟兄带到了警车上，把我们的皮带给抽走了，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让我们坐在会议大厅好好反省。他们让我老回答他们的笔录，又用皮带抽打我的身体。

他们给我说我们信的（基督教）是邪教，没有通过他们的批准，又恐吓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就要把我送到监狱，最少也要让我坐三年牢。我就把他们所问的事情讲了出来，问完后又把另外一位弟兄叫去作笔录。过了一会，我看到他们把信徒所奉献的钱以及奉献箱也一同拿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小房间，用手铐把我反手铐在暖气包上。到了晚上，他们说如果我要从这里出去的话，必须要交给他们一千元的罚款，就让我打电话给家里，让家人拿钱来保我。我一直背靠暖气包站着，等到第二天家里来了人，没带钱，他们就不让我与家人见面，家人最后还是无功而返。第二天的晚上到十二点，他们又让我给他们写了欠条，欠条写完之后他们才让我从派出所出来”。

六十三岁的基督信徒夏灵芝

六十三岁的夏灵芝（真名）老人来见我时泣不成声：“我于二OO五年八月五日十五点在西山路一五六队一平房内参加基督教祷告会，刚进入屋内还未坐定，就冲进一帮公安人员，勒令屋内人员原地不动，并说‘只准进不准出’。之后公安人员开始一一点名，点了名字的人就被车拉去西山派出所，全部被集中在会议室里。我与其他三人被送到乌鲁木齐六道湾女子收容所，当时我被告知并发给我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我进行行政拘留十五日。八月十七日我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转到六道湾看守所，这期间我被提审了十次之多，由于长期在看守所的艰苦环境下，我记挂家中丈夫、女儿，压力极大，我本人也有冠心病和高血压，一直非常焦虑。

八月三十一日，我儿子去国保大队，有位警官给他说我是国家公安部的通报人员，回家后我儿子一直处于焦虑之中。由于儿子一直有高血压，再加上近一个月为我的事情心情抑郁，导致第二天下午突然脑出血，送医院抢救无效辞世。小女儿向国保大队提出取保后候审，我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十八时三十分被放出看守所”。

基督信徒童其苗

“我叫童其苗，二OO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早晨，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姓艾。’他让我马上到安全局一趟，说有事要和我谈。由于交通不方便，我将近十一点到安全局门口，有姓艾的人接我到后面二楼招待所的房子，我一进房子里发现有两个男人躺在床上，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大概都有三十岁左右，我就上前与那个汉族人握手说：‘对不起，由于事情多，厂子又在农村，交通又不方便，耽误了一点时间。’没想到话没说完，他就勃然大怒，竟出言不逊地骂到：‘妈的个屁，你算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没有开车铐你来是给你面子，我们注意你已经一年多了。’我说：‘你有证据现在就可以铐我。’瞬间那个姓王的汉族人双手把我的手拉开，不由分说一脚狠狠地踢在我的胸脯上，当时我感到胸部一阵巨痛，当场就跌坐在地上。那个汉族人还蛮不讲理恶狠狠的让我起来说话。那时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说话，只感到胸部疼痛难忍，我说：‘我心口实在疼痛，没气力说话。’那个人蛮狠的说我是假装。我问他：‘你这不是知法犯法吗？你有什么权利打人？’他说：‘我们在案中有权利采取措施。’我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法，你们竟如此对待我？’这时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姓汪的汉族人，另一个是姓艾的维族，这个姓汪的科长一进门就说：‘听说你厉害的很！’我有气无力的说：‘你们为什么打人？’而动手打我的那个姓王的汉族人马上说：‘谁打你了，打在哪里？’汪科长却说：‘你是个无赖，像你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好吧，你这个地方不谈，我们换个地方谈。’于是汪科长让那个姓艾的维族人拿了拘留证来，放在我面前。当时我的胸口已经痛得无可忍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看到这种情景，汪科长出去了，那个打我的姓王的近前来对我说：‘老童，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把我问你的事说清楚，你就可以回家。’这时我的胸口越来越痛，我用手捂着胸上，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回答他所提的问题。

痛苦不堪的我多次提出去医院检查被拒绝，后我实在痛苦的无法回答问题啦，才被送到一家私人医院，姓王的首先到医生办公室交代了一番才出来，把我带进去，开始做心电图，再后来拍片子，然后又把我带回到车上，等了四十多分钟，王又进医院，不一会出来，把我重新带进医院的检查床上。医生问：‘哪个地方痛？’我说：‘其他地方都不痛，就是胸这块痛的厉害。’当医生伸出两个指头按我的胸骨上时，痛得我全身冒汗，最后医生说：‘没有事，吃点药就行了。’姓王的又把我带进车里，回到安全局的后院二楼原处，他把材料都抄写一遍，这时我已经痛的无法坐在床上，只得手按住胸脯，蹲在地上。这时那个姓汪的科长进来，看我蹲在地上，厉声让我起来，我说：‘我真的起不来啦！’汪说：‘医生不是看过没事吗？’这时打我的姓王的把汪科长叫出去说了些什么。最后进来把他们重抄的笔录读一遍，叫我签字、按手印。又说：‘今天的谈话不愉快，马上要过节（国庆节），你回去好好的做生意，我们这边如果有事就打电话你就过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挪到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已经使我无力再走，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妻子接我。把我送到喀什市第二医院急诊科，后进行诊断为胸骨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