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6/2009, 00.00
梵蒂冈 – 中国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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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枢机表示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落实教宗致中国天主教徒信的时候了

作者 Gianni Criveller
香港退休主教表示,教宗信标志着中国教会生活的新阶段。但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就宗教自由所指出的准则遭到冲淡和模糊。他担心正在滑向一个妥协时代,使迄今对中国教会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化变成徒劳的。宗教自由是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今天,得益于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北京对与圣座关系的兴趣似乎不大

香港(亚洲新闻)—在与亚洲新闻通讯社的一次热烈对话中,陈日君枢机表示,是到了中国教会和圣座不再向北京政权作出任何妥协、落实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中作出的指示,维护教会自由的时候了。自四月起成为香港退休主教的陈日君枢机,主要担心的是官方教会迟钝地屈从于爱国会,这将是给教宗、给他在两年前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信中作出的关键指导的“一记耳光”。

       教士将圣座和北京之间极力谋求的外交关系的重要性相对化:如果国内没有宗教自由将有成为幻想的危险。今天我们在此发表的采访,是亚洲新闻通讯社将在(八至九月号)月刊上发表的长篇采访的一部分。

       在此发表的段落中,陈枢机也谈到了教会和圣座在(官方和非官方或者地下)两团体修和的过程中的任务;也谈到了他自己作为香港教师的未来,但主要的是与中国的基督信徒继续保持联系。

 

       尊敬的主教,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中国教会自由作出的努力

       从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起,许多人都开始为中国的教会做事。中国的事体现在了中国以外。我解释一下:许多所谓的开放或者官方团体与地下的分离,在香港和圣座造成了两种立场,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在香港这里——我指的始终是开放后的最初几年,那些帮助中国的分成了两派。有人支持地下团体,几乎对官方敌视。相反,有另一派比较喜欢官方教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地下的。与中国的教会联系较多、又了解情况的人,自然站在地下教会一边。因为,它更加忠实教会、为信仰勇敢地受过苦。他们怀疑地看官方教会,评断他们可能向政府投降。但是,一定数量的不太了解中国的香港人,或者从没有到过中国的年轻传教士们,很容易为他们在中国行期间看到的激动:开放的教堂、唱歌的人等等……。为此,他们为自由而欢欣,他们觉得是理想的。其结果,他们认为地下教会是固执的,是不接受新情况的人。

       圣座也是这样:过去,国务院和圣座万民福音部之间有些摩擦是为人所知的。国务院试图协调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传信部则试图保证教会的真正教会生活和自由。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交流几年后,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些去教书的,我们看到了官方教会不是裂教的或者真正分裂的。我们认识到,是政府人为地把它同罗马分离了。而人们的心中象我们所有人一样,保留着天主教信仰。由此,两种立场逐渐相当接近了。这一点,既是对圣座也是指香港。自然,仍然有派系将事态极端化,他们只在某一派或者另一派。

       可以说,更好地了解了具体事实后,普世教会开放了,也接受了所谓官方教会。由此,找回官方教会成员的进程开始了,许多年迈的主教要求教宗宽恕、承认他们是主教。圣座的姿态是十分开放的:经过必要的调查、地下合法主教同意后,承认了许多主教,也没有要求他们作出行动公开宣布已合法化。这些,特别是在最初导致了合法化进程困难。圣座的宽容,从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政府的宽容回应。事实上,后者在某一时刻了解这一情况后,并没有采取敌对行动的反应或者压制获得罗马批准的主教们。

       第二阶段,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那些年轻的主教们当选后(按照政府强加的“民主”选举过程),要在祝圣前得到教宗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也是慷慨的,批准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是可接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则闭一只眼,没有因为他们去找罗马批准而拒绝他们。总之,有一段双方让步和妥协的阶段。为此,似乎事情终于正式的修正了。

       但没有发生的是,没有继续的反思,我们因迟钝而往前走,没有相应的反思、没有试图改变局势。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点,不能象以前一样接受妥协了,也是不对的。是到了开始新阶段的时刻了。是教宗(二OO七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标志新起点。事实上,教宗清楚地谈到了开启在中国的教会生活新阶段的原则是什么(1)。但很遗憾,这两年来没有向着明确的转变。相反,我觉得正以令人担心的方式沿着妥协的斜坡滑去。最令人焦急的这种违背教宗指示的继续妥协,是纪念一九五八年首次非法祝圣主教五十周年大会:似乎很难停止那些他们失去的东西下坡。在可能在二OO九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前,我真的感到特别害怕。那种会,如果象我所担心的,将会有绝大部分主教和司铎的参与,那就完了。我重申:是前几年所作出的全部努力的完全彻底的浪费、是对教宗的谩骂。是的,恰恰是给教宗的一记耳光。因为,将是完全无视他的信。

       谁应对没有落实教宗信中的指示承担责任?

       诚然,中国采取各种手段屏蔽教宗信。但我想,圣座也有责任,更应该支持教宗的信。圣座原本应该以更加明确的路线进一步跟随它。我觉得,这点没做到。

       今年一月,您在香港天主教报纸上写评论员文章,要求中国官方主教,拥有与第一名殉道者圣斯德望一样的德行,不要总是屈从于政权违背信仰的指示。您要求他们“不退让”,抵制爱国会的压力,忠实教宗2

       我的讲话,又在一月我写的文章中发表的,似乎有些残酷。因为,有人认为我在推人殉道。但是,殉道并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如果情况要求殉道,上主的恩宠是给力量的。殉道不是我们自己行动的成果,但如果情况要求我们,我们应该准备好殉道,别无选择。如果情况要求殉道,一个人却后退,那么说明拒绝你有责任奉献的信仰见证。

       “不退让”一词似乎有些难听,但总之需要清楚、坚定。相反,就是投降。我们没有权利投降。我们应该坚守信仰。教宗多次表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仰原则,虽然最初似乎一切都失败了。很遗憾,有人认为为了福传可以放弃一部分信仰。这是荒谬的,为此我要问:你们说的是什么福音?减了一半儿的福音?打折扣的福音?

       您如何看待圣座与中国的对话、外交关系前景?

       有时太看重外交关系,但仅有外交关系并没有修正一切。相反,可能是欺骗性的东西,因为可以给人有宗教自由的假象。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自由,当然了,外交关系可能使之容易。有一个的时候就必须有另一个,并不必要是真的。那么不能只顾关系不保证真正的自由。现在建立外交关系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北京和台北的关系明显好转。那么,为了不让(台湾现总统)马英九丢脸,北京不急于将导致梵蒂冈和台湾断绝的同梵蒂冈的关系。似乎双方有一个默契共识,北京让台湾保持一系列小国的关系,直到不久前,还实行通过给予经济优势而夺取这些国家的政策。现在是这种情况,双方停战了。

       您的未来计划……

       我说过,我想从教区职责退下后集中为中国服务。教宗为此才把我擢升为枢机的。现在,我感到做好两个服务不太可能。我曾接到了许多信和人,但我没法跟随中国每个教区的详细情况。我也不能一一地跟随。我曾读信、放在一边、接待(从中国来的)客人,说我觉得最正确的话,然后到此为止。现在,我希望能做更多的。这就是主线:更加关注中国的教会、特别是每一个教区。这样,我就能了解的更多了,给些建议。现在,我觉得了解教会的全部,但不是单个教区。但许多问题是单个教区的。

       此外,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修院的教育,所以非常愿意继续这一服务,而与为中国的无法调和。为此,汤蒙席要我帮助教书、在修院生活时,我非常愿意地接受了。此外,我也非常愿意离开,腾地,到慈幼会在非洲的一个需要教师的学习会院去。然后,还得意识到我七十七岁了,不知道还能继续多久。我希望健康能让我再支持几年。然后,我不能服务时,就退到慈幼会会院。

(1)    参见AsiaNews.it专题:《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信》

(2)    参见CERVELLERA BOO九年二月在亚洲新闻上发表的《北京的主教、梵蒂冈及向爱国会妥协》;参见AsiaNews.it03/01/2009《陈枢机呼吁中国的主教们要更坚强》,以及03/02/2009的《北京的主教、梵蒂冈及向爱国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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