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徒在国际神学委员会中的声音

台湾修女胡淑琴向《亚洲新闻》谈及她的期待。她受教宗利奥十四世邀请,加入了协助信理部工作的神学家小组。“我希望能组建一个团队,并让中国大陆的神学家也参与进来共同探讨。家庭结构的变迁是当今东亚教会面临的挑战之一。”

作者:Giorgio Bernardelli

台北(亚洲新闻) - 国际神学委员会的新成员近日齐聚罗马,举行首次会议。这些成员由教宗良十四世于上月任命,任期为2026年至2031年的五年。这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包括22名男性和8名女性,其中有神父、修女和修士,以及8名平信徒——将协助信理部审议教义问题。该小组中还有四位来自亚洲的神学家:克拉伦斯·德瓦达斯(Clarence Devadass)神父(马来西亚)和德利马(Gilbert De Lima)神父(印度),韩国平信徒崔贤順(Teresa Hyeon Soon Choi),以及台湾修女胡淑琴(Maria Teresa Hu Shu Chin)。

胡淑琴修女的入选意义重大:自1969年教宗保禄六世创立该委员会以来,这是第二次有来自华人世界的神学家获任为成员。在此之前,慈幼会士韩大辉(Savio Hon Tai Fai)曾于2004年至2014年间,在国际神学委员会任职两届。在此期间,他曾于2010年被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为当时“万民福音传播部”的秘书长。

胡淑琴修女是台北人,在大学攻读西班牙语言与文化期间皈依了天主教。她是“耶稣之女修会”的成员;该修会于19世纪下半叶在西班牙创立,以教育为核心神恩。目前,她在位于台北辅仁大学的“圣博敏神学院”教授教义神学。辅仁大学是一所重要的天主教高等学府,最初于1925年在北京创立,后于1961年在台湾复校。台北的圣博敏神学院以中文教授神学,成为与华人世界进行对话的重要平台。就在几天前,《亚洲新闻》在此采访了这位修女。她受教宗之邀,将参与普世教会的探讨与反思工作。

胡淑琴修女,您是如何得知这一任命消息的?

“去年,新竹教区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李克勉(John Lee)主教曾致电于我,告知他已向梵蒂冈提交了两个人选,其中便包括我。我们曾一同在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的神学事务办公室(OTC)共事过。况且,台湾教会规模较小,大家彼此相识并不困难。5月底,主教团通知我,罗马方面希望获取我的简历。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中:10月19日得知任命消息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在胡修女之前,国际神学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来自华人世界的成员是韩​​大辉总主教…

“我认为,我的获选与我个人的神学能力关系不大,更多是与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天主教团体在普世教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有关。此外,台湾在中华文化语境下的特殊地位,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作为一名修女和教师,我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这一点也体现在我的神学反思之中。我将自己视为一座桥梁,代表着宏大图景中的一小部分。正因如此,我希望能组建一个团队,汇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神学家——一个旨在分享与反思的群体——希望能借此更好地服务国际神学委员会。我已经与其中几位取得了联系。”

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呢?

“就旅游而言,这类往来非常频繁。尽管存在政治对立,但在基层层面、学术和文化交流中,甚至在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互动中,双方都有着密切的往来。在经济上,双方也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至于天主教会,由于涉及政治问题,通常会以更私下、更低调的方式处理这些事务,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和中国政府能够达成和平共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共同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目前的神学反思处于什么状况?

“中国幅员辽阔,我无法代表所有人发言。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现在已经能够客观地重新审视中国教会的历史经验——既要应对来自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种种挑战,也要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思考如何做出回应。如今,一群中国圣经学者正在加紧翻译《圣经》。此外,我认为北京李山主教在罗马——即在纪念首批中国主教祝圣百年的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揭示了中国大陆教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立场与挑战。尽管他代表的是官方教会,但我们也必须倾听“地下”团体的声音。我深信,在天主恩宠的指引下,中国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前行。”

对于当今世界的神学反思而言,那些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们,能提供怎样的独特贡献?

“尽管存在世俗化现象,但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根基依然深厚。许多人非常重视自己的信仰;他们乐于为信仰作见证,并渴望将其传承给下一代。这既是一种有力的见证,也是一项使命与挑战。受历史因素影响,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包括新近任命的主教——平均年龄比普世教会的同类群体更为年轻。许多虔诚的家庭甚至慷慨地将他们唯一的孩子奉献给了教会。总而言之,教会充满了活力;在我看来,这正是拥有伟大信仰的标志。”

那么,台湾教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什么呢?

“台湾教会历史悠久,其发展深受诸多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受中国大陆移民潮的推动,教会曾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期;随后进入了停滞阶段,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教会团体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上。”“如今,我们都深感有必要进行‘传教更新’,但我认为,这取决于三个关键问题:教会是否真正融入了台湾民众的生活之中?我们是否正在从一种以机构为导向的模式转向一种以生活为导向的模式?而这所教会是否真的已经从一种以神职人员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了以共融和传教为中心的模式?”

在您的研究中,您深入探讨了家庭与信仰传承这一主题;就此而言,亚洲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当今的婚姻与家庭正因多种因素而面临严峻的冲击与挑战。这些因素包括:日益沉重的经济压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化、代际冲突、数字技术的普及(这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沟通方式)、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变化也为天主教神学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必须学会不再将婚姻仅仅视为一种制度性的义务,而是将其看作一份爱的盟约;从侧重于生育,转向接纳并分享生命;从将家庭视为一个封闭的私人单元,转而认识到它既是爱的源泉,也是一股社会力量。总而言之,作为教会,我们必须从单纯地捍卫传统,转向陪伴当今的各个家庭。这涉及三个重大的社会性转变,我们需要持续反思:婚姻的意义、家庭的功能,以及对爱的理解与践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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